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1)

　　一年多来，北大和清华各自加快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步伐。先是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在2002年4月25日通过媒体宣布，北大要在2015年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新华视点”：“2015年，北大跨进世界一流大学”)。整整一年之后，北大的党委书记闵维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宣布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人民日报》2003.4.25)。5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北京大学迈向一流”。同一天，北大发表“校庆专文”：“北大五年实现一跨越”(见北大新闻网页)。比起清华大学咬文嚼字地要在2012年“跻身”、2020年“整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无疑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中国目前的高教大跃进始于1995年的"211工程"，其内容就是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等院校，使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教产业化也大致开始于这个时候。到了1998年5月4日，中共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仪式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为“985工程”。这“若干所”一流大学的数目据说原定只有北大清华，但最后其它学校先后挤了进来，现在共凑了九所。但北大和清华的骄子地位不变，他们从教育部各得18亿元人民币，分三年支付，到2001年全部付清。而其它学校是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出钱“共建”，金额数量也要少得多。因此在高教圈内，这被称为“2+N”模式。

　　细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心中大概也明白了为什么北大清华先后忙不迭地推出达到一流的“时间表”。因为进入了2002年，教育部的特款已经支付完毕，不搞新的造势，不搞一些新的花样，怎么对已经花掉的18个亿做个交代?怎么能够再要到“大钱”?许校长就说：“第一个18亿使北大‘脱贫’，起飞还要面临许多问题。”(新华网2002.03.19：许智宏为北大迈入“世界一流”开列时间表)。对他们来说，“起飞”还能面临什么问题呢?无非是钱的问题。因为从北大到清华，他们的唯一办学思想就是认为钱能够买来一切。这不，北大新近设立千万元人民币大奖，要奖励那些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北大教师。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花钱买名气。因此，那个“第一个”18亿人民币对北大来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无穷无尽个18亿。

　　18亿人民币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据说，“希望工程”十年募捐的总额还不到17个亿。根据“希望工程”官方网站http://www.cydf.org/介绍，在1980-1990年间，中国有中小学失学儿童和少年大约四千万人，而四百元人民币就能够支付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的费用。这么算来，18亿元人民币恰好能够使四千五百万名失学儿童接受初级教育。再加上给清华的18个亿，中国政府几乎可以还上从1986年起就积攒下的《义务教育法》欠帐。(令人不解的是，《义务教育法》是中国人大制订的法律，教育部凭什么可以将它置之度外，而在没有人大授权的情况下，毫不吝惜地把巨额资金用来建设“一流”大学?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探讨，可是北**学院的教授们是不会为此费心的。)

　　中国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存。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就是贫民卖血交叉感染的结果。据说一升全血的价格只有350元人民币(见“人民网”2002.06.07：老父卖血6年供儿上学，逆子抛荒学业游荡京城)。那么，18亿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五千万升鲜血，足以把北大的未名湖灌成血海!

　　可北大清华却不管这些，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是要老着脸皮，昧着良心，向政府伸出贪婪的双手要钱。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还要钱干什么?

　　让我们先看一看北大拿这么些钱都干了什么吧。下面是《光明日报》在北大建校105周年之际给他列举的数字：“5年来，北大学科建设硕果累累。2002年度，北大6项成果分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重点学科评审，北大81个学科入选，在全国遥遥领先;2002年，北大24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数学科学院的"数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获国家级特等奖;2002年北大9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再次名列全国第一。”

　　也就是说，用18亿元人民币作为推动剂“迅跑”了五年之后，北大仍旧是中国的炕头王!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几千万失学儿童!这些“全国第一”的代价就是中国贫民五千万升鲜红的血浆!

　　可能北大自己也对上面那些“全国第一”有些脸红，在“校庆专文”中，北大还不伦不类地列举了这么一个“成就”：

　　“2002年1月11日下午，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微分拓朴学"期末考试。身患鼻咽癌已十年，身体异常孱弱、已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教授坚持让学生把他扶进考场监考。3个小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了这次监考，他从头天晚上就停止了进水进食。考试结束后，学生们含泪将他抬下楼送上车。20天后，张筑生与世长辞。此前，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坛，并曾5次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5次夺得总分第一，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微分拓扑专著《微分拓扑讲义》。

　　“在北大数学院，像张筑生这样德才兼备、默默奉献的老师众多，形成了"学术高原"。该院在全国高校中数学类重点学科最多、师资力量最强，在数十位教师中就有5位中科院院士、5位"长江学者"。”

　　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在北大劳累而死，却完成不了北大规定的工作量。这篇专文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也没有被评上"博导"。这篇专文更没有提到张教授至死仍旧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清贫生活。(见《光明日报》2003年2月17日头版：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

　　是不是北大的教授都清贫呢?不是。"985"专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补贴教师的工资的。但是，什么人能够捞到大头，什么人仅能够吃点残羹剩饭，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几个院士研究好几年了。张筑生教授编写讲义、撰写教科书不算工作量，可任务却下达到了他的头上。指导国家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不算工作量，但每次都由他牵头。而那些精明的博导、院士根本就不屑于编写讲义。他们要全盘引进国外的教科书，工作既轻松，又显得有水平，工作量系数又高，还可以继续晋级高升。何乐而不为!

　　请问北大，张筑生教授在生前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学术高原"中的一员了?他是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理学博士，逝世时已经62岁了。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北大数学学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所以，张教授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高原"，简直就被北大看成是"学术洼地"。是北大的教授水平太高了，还是北大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太荒谬了，闵书记，许校长，你们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张教授去世后，北大的学生在BBS上发表纪念文章说，"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那么，北大还有什么样的教授呢?

　　王铭铭抄袭案影响遍及全世界，连被北大奉为神明的《科学》杂志都曾报道此事。可他至今仍旧是北大的教授。这个被他的弟子吹捧为"木秀于林"的大牌人类学家，在他“逐句逐字”校对的一本书中，能够把英文中的"孟子"译为"门修斯"，能够把“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译成“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见北大教授、博导的水平高到了什么程度。(倪乐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不过，北大校园中，这些年来最风光的是一伙经济学家。而他们之中，名声最大的就是光华**学院的院长、博导厉以宁教授，他以"厉股份"驰名全国。"厉股份"把欧美的现成资本理论在自家的炒锅里掂了几个过，然后就能够在中国卖个大价钱。他的夫人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儿子是北大毕业的硕士，他们母子二人在深圳搞股份运作，他们的"运作"对象主要是北大上市公司的股票，据说厉家的资产早就过了亿元大关。厉教授曾有"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他曾断言，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这么不要脸的混帐理论，用北大几千人的教授来遮盖中国数千万失学儿童、数千万"下岗"职工、数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你们北大开设的?不难想象，厉教授在北大岂止是学术高原，简直就是学术峰巅，连院士都要避他的风头。

　　除了厉教授，北大的经济学家新人辈出。北大有一个专门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经济学教授、博导，名叫汪丁丁。汪教授研究生物技术产业，总该对生物学略知一二吧?否!汪教授好象对生物学一无所知，连蛋白质、氨基酸这么简单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因此他能够把英文的相应词汇翻译成"蛋白体"、"阿米诺酸"。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在搞什么"新新经济学"。

　　除了汪博导，北大的另一位明星经济学家就是什么"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教授。这个刘伟，三本书的内容被他"资产重组"、翻来覆去地出版了若干次，现在是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了。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有字数，少则一、二千，多则数万，精确到了个位数，不知道是用来计算稿费，还是在炫耀自己的高产。他曾在一个骗子学校中挂北大教授的牌子授课。他曾在北京市政协高谈"公路堵车象征经济繁荣"。根据他的生活标准，中国不仅早就进入小康，而且已经大同了。他在山东日照都有了自己的别墅。就是这么个人，被列为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是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

　　与张筑生教授在北大的尴尬遭遇相比，在北大能够吃得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还不一清二楚了吗?在北大，越是踏实肯干，越是受人践踏;越是投机取巧，越是左右逢源。张筑生先生活着的时候在北大被排挤压抑，死了之后反倒被学校抬出来当成招摇撞骗的幌子。北大，你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二)：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2)

　　上篇文章刚在新语丝登出(XYS20030530)，就招来了北大教师堂吉柯德先生的评论(XYS20030531)。看开头，以为是要骂我，仔细读了一遍，才知道这是所谓的"小骂大帮忙"。下面对堂先生的评论简短做答。首先，堂先生说我"不如直接了当，骂北大的校长，说他不会当校长也许还不如你"，这话，我虽不好意思直接说，但中国大学校长的水平就在那里摆着呢，还用得着把什么都挑明了吗?其次，你说的北大穷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个底儿：那些问题大概得等到北大把第三、第四个"18亿"拿到手之后才能够解决。他们有钱也不会往那个地方花。再者说，北大到底穷不穷，我会给他算一算的。说北大穷，别人还怎么活?第三，我说价值18亿元人民币的血液可以把未明湖灌成血海，你说"亏你也想得出!"。堂吉柯德先生如果骑上你的宝马到河南的艾滋村走一圈，你不用去想，你能够看得到。第四，我要开导老弟的是，你的文章中的第三点，"探老底"，非常幼稚。不多说，(你称我为"亦明兄"，我笑纳了)。最后，你的观点与你的校长一样：有钱就有一流。这恰恰是我要批判的。北大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缺钱的问题。

　　本来，批北大，我心里有点儿没底。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再不济，也不缺乏学富五车之辈，才高八斗之流。我这杆秃笔，还不得让北大的才子给碾成粉末?不过，中国不是有句话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北大不占理，就怪不得我掌他的脸。掌脸不是要给北大造成"一场灾难"，让北大学者"流离失所，荒废学业"，本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也没有那么恶毒的心肠。掌脸的目的是要北大改邪归正，干人事，干好事，别干缺德事。顺便在此声明一下：本人与北大和清华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上面算是个序，下面接着掌北大"无耻的嘴脸"(目前估计要连掌五次，取"无耻"之谐音)。

　　2002年底，北京大学在香港举办"北京大学教育展"，向港人展示北大的"辉煌"。这个展览共分七大部分，领衔部分的标题是"百年名校与时俱进"。有香港记者问许校长，与香港的大学相比，北大还欠缺什么?许校长回答说：北大的资源或不及香港的大学多，但由于北大历史悠久，拥有优良传统，而且学术气氛浓厚，同样可以吸收优秀人才加盟。(香港《大公报》2002年11月30日：北大朝世界一流大学迈步)。

　　2002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为2002级新生做校情报告时，列举了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八大优势"，其中第一条就是"历史悠久，百年名校"。

　　在北大新闻网的《"开放日"专题：北京大学的中国大学之最》中，位于"之最"首位的一条就是："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紧接着，他又在括号中注明："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成立之初即为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 。(http://pkunews.pku.edu.cn/newsshow.php?id=13467)。

　　可以看出，"百年历史"被北大人认为是自己的最大资本。尽管北大的历史与牛津、剑桥，与哈佛、耶鲁无法相比，尽管北大的校长胡适在北大五十年校庆时就曾说过："全欧洲大概至少有五十个大学是五百年前创立的……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国家里满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来道喜呢!"(《胡适学术文集?教育》第294页，中华书局，1998年)，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继任们在北大百年大庆时的兴致，其火爆的场面至今被北大人津津了道。殊不知，年龄这个东西，你长了50岁，人家也长了50岁，莫不成你以为这么几年光景就把人家的岁数追过去了?这是闲话，不说也罢。

　　既然"百年历史"对北大是这么的重要，就让我们翻开他的史册，看一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吧。

　　很长时间以来，北大都自称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慢慢地，人们注意到，他的说法改变了，变成了"最高"学府。有什么原因吗?当然有。中国最早的大学多数是基督教会创办的，比如上海圣约瀚大学就起源于1866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培雅学堂，按年龄，比北大要早整整一代人。即使是中国人办的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也在北洋大学堂(1895)和南洋公学(1896)之后，他们分别是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北大的“最高学府”地位是怎么来的呢?1898年是戊戌年，也就是"百日维新"那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在给光绪皇帝的改革建议中，有一个建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1898年7月3日，光绪下昭，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北大算是呱呱落地。根据《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其后的文件，就有了北大新闻网《"开放日"专题：北京大学的中国大学之最》中括号内的那些内容。"百日维新"仅延续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而京师大学堂则可以说是它仅存的硕果。1898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课。

　　不过，北大的历史还是可以上溯到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的，他是中国新学教育(相当于科学)的开端，也是北大理科的正源，但是，北大选择了1898年作为自己的生日。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它奠定了北大的"太学"地位。因此胡适校长还曾设想把北大的历史上推到汉朝呢。

　　清王朝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也就存在了十来年，所以北大的“最高学府”地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可是，在八、九十年之后，北大仍旧念念不忘自己的那段经历，也算是无聊、阿Q的可以了。从"最早"变成"最高"，进而曾经"统管全国教育事宜"，这些对北大目前的创建一流大学有什么关系吗?有。它说明北大从一生下来就吃偏食，因此直到今天，他还认为自己吃偏食是理所应当的，是天经地义的。在吃了18亿偏食之后，他不仅不勤奋自勉，想法报答国人，反倒得寸进尺，要把特例变为常规。不过话说回来，京师大学堂在满清时代也确实是用来培养纨绔子弟的。

　　读者也许会发生疑问：不对呀。光绪下诏建京师大学堂是在7月份，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课是在12月份，北大的校庆怎么在5月4日举行呢?这就是北大的另一段秘史了。

　　北大能够成名，得益于一个人、一件事。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这个事就是五四运动。蔡元培先生从1917年起在北大当校长，名义上干了11年，但实际上仅有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他把自由主义风气引到北大，因此那段历史是北大最为辉煌、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此之后，北大所有历史之和也不能够与之划上等号。而五四运动为中国请来了"德"、"赛"二先生，并且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1949年之前，北大的校庆日都是定在12月17日，尽管有人考证这一天实际应该是西历12月18或19日，甚至30或31日，但对多数人来说，不论是定在哪一天，只要是和建校之初有些联系，也就算有据可依，言之有理。

　　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转眼间，到了1949年。这年的“五四”前夕，“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邀请中共主席毛泽东回“母校”参加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活动。主席虽然没有接受邀请，但在两天后写了回信："庆祝北大的进步"。北大好受鼓舞。到了年底，北大筹备51周年校庆，再次向毛主席发出邀请。结果这个邀请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到了1950年4月20日，北大校务委员会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第三次上书毛主席，请他老人家为"纪念五四运动史料展览"题字。这次毛主席非常爽快，第二天就回了信，大笔一挥："祝贺'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

　　打了这么几个回合的交道，天聪地明的北大似乎揣摸出了圣上的心思。于是，在这一年校庆日的前一天，1950年12月16日，"北大校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决定，当年校庆以举办展览为主，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到了次年年底，北大副校长汤用彤以校庆时间临近期末，师生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为由，提出把北大校庆改为5月4日。从此以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就改在了每年的5月4日。(见2001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北大：从12月17日到5月4日)。根据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的考证，更改校庆日期的故事还要多，但大致离此不远。

　　本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北大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日伪北大的阴影，加上大批教授跟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使北大近不如附近的清华、燕京，远不如南方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而这改变生日的一著妙棋，使局面完全改观了。北大骤然间成了红都第一高校。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北大的生日仅改了月份和日期，年份却没有改。所以北大既有前朝遗老的辈分，又有本朝新贵的荣耀，真是便宜占尽。

　　北大占了什么便宜呢?

　　在中国，凡是知道北大的，不论是否到过北大，都听说过北大校园的绮旎美丽。它有风情万种的未名湖，它伟岸孤傲的博雅塔，它有气象万千的图书馆。这就是所谓的“一塔湖图”。与“一塔湖图”齐名的就是有"北大中南海"之称的“燕南园”，因为在五十年代初，它是北大高级领导的住处。至今，北大共有12位正、副校长，20多位学部委员、院士曾在“燕南园”安家。五十年代，有个北大学生发誓，要"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可见燕南园神圣的程度。不过，中国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一塔湖图”也好，“燕南园”也好，甚至整个北大校园，都是燕京大学的家私，是北大在五十年代初霸占来的?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由美国公理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是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北京西郊的一片地皮，请耶鲁大学毕业的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根据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和园林艺术风格设计了燕京大学的校园，这就是驰名中外的“燕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司徒雷登校长为了使教授生活安心，精心建造了西洋风格的教授别墅区，据说建筑材料都从国外进口，这就是“燕南区”。建造燕园的费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教会的捐赠。在二十年代，京城女大学生的口中流传着“北大穷、燕大阔、清华俊、师大老”的顺口溜，可见燕大当时的气派。

　　那么，燕园是如何到了北大的手中的呢?1952年，全国进行所谓的“院系调整”，根据前苏联的高教模式建立单科院校，燕京大学被肢解：他的农学院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一部分，教育系成了北师大的一部分，工科进入清华，而文理部分被并入北大，美其名曰“与北大合并”。既然是合并，北大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燕园”的主人，他以饿虎扑食之势，迅速把燕京大学吞没。如果有谁不懂"鹊巢鸠占"这个成语，看看这个例子就懂了。

　　“院系调整”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大为改观，北大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综合性大学，清华、上海交大、浙大等被改造成工科院校，中央大学被拆散。北大在经过一个“中华民国”之后，一跃再次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

　　需要指出的是，“一塔湖图”是指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塔和湖是燕大的，图书馆倒确实是在北大手中建造的。不过，图书馆中的书，尤其是珍本、善本，很多都是来自燕大图书馆。北大人也确实有才。那么美丽的燕园，但不经过北大的手，哪能够造就出这个“一塔湖图”的童话。

　　还需要指出的是，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北京汇文大学的英文名字是"Peking University"，而京师大学堂的英文名称是"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北大把"Peking University"也给秉承了过来，一直沿用到今天。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汉语人名地名翻译标准(见1978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北大的英文名称早就应该改"Beijing University"，可北大人太爱燕大了，所以抱着人家的名称至今不放，对外还在自称"Peking University"，简称PKU。中国国务院的批文下发后，连联合国都在第二年遵照执行，可北大不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硬是顶到了今天。清华呢，有样学样，也还保持着自己的老字号："Tsinghua"。

　　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公理教会来源于英国的清教徒，他们移民美国之后，创办了哈佛大学。由于是同门及司徒雷登的外交技巧，所以燕京大学后来与哈佛大学关系非常的密切。今年四月间北大校长许智宏率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到美国访问，被哈佛大学校长以他们来自SARS疫区为借口，拒绝接待，其深一层的原因是否与北大霸占人家朋友的财产有关，不得而知。但在美国，私有财产权至高无上。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讲演，特意提到司徒雷登：“1919 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克总统是个政客，他是否有言外之意，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笔者在此姑妄猜之，读者姑妄听之吧。

　　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燕京大学的美国背景，七?七事变后他没有被日本人占领，因而成了北京的“小后方”。当时燕大的学生奔赴大后方参加抗日，学校的老师会为他们设宴饯行。太平洋战争之后，燕园落入日寇手中，燕京大学于是全部停课，而不是象北大那样，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照常营业。(北大的一部分南迁，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够掩盖北大的这段“汉奸”历史)。

　　应该承认，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中国没有哪所高校曾经起到北大那样的作用。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中国走进共和，那么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以北大师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则把中国领进了现代社会。北大如果能够自强不息，争创世界一流，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福气和骄傲。中国人谁不盼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儿到来?但是，在他自己的百年历史上，北大早不提、晚不创，偏偏要等到江核心发出进军号令之后才开始醒悟，才开始“向着一流迅跑”，这显露出的，正是他的卑劣本性。这个本性在北大的历史上已经存在了至少50年，因此完全可以说现在这个北大与五四时期的北大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人格、没有追求的“新”北大。他有的，是一张无耻的面孔和一颗贪婪的心脏。

　　参考文献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四：北京大学：从何说起?《读书》1998年第1期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五：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

　　陈平原：再说"北大生日"。《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16日

　　佚名：北大：从12月17日到5月4日。《光明日报》2001年5月10日

　　王瑛：京师大学堂打开西学之门。《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3日

　　萧东发，陈光中：走进燕南园。《北京大学校报网络版》2003年3月5日

　　李春晓：走近北大感受“一塔湖图”背后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5日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三)：北大商人(1)

　　按照写作计划，这一章是要继续写北大的历史的。但看了北大教师堂吉柯德先生的评论，我决定先替北大算算帐。堂老师在评论我的文章中可怜巴巴地说，“北大的穷日子是过怕了，就差没有上街要饭的地步了”，“学生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宿舍内，大部分宿舍都是50-60年代的4层楼房，没有阳台晾衣服，洗过的衣服就挂在屋里，用水盆滴滴嗒嗒的接水，或者挂在楼道的铁丝上，经常把水滴到过路的人身上。”(XYS20030531)。

　　我不怀疑堂先生的描述。但我也不相信北大真的那么穷。到中国的农村看看失学儿童，看看卖血为生的农民，那不是一个穷字就能够说得清楚的。那叫惨。可谁不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谁不知道中国的款爷在国外能把欧美的富翁震楞?那么，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同样，北大是穷还是富?如果说北大穷，别人还能活下去吗?实际上，北大不仅不穷，而且富得流油，只不过流出的油尚且没有渗到底层罢了。下面我们就看看北大贪婪的另一个侧面，看他是如何疯狂地赚钱的。由于下面讨论的问题涉及经济和金钱，我需要自己先避一避嫌疑，在此我再次声明：本人与北大和清华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本人从未报考过北大清华(分数太低)，没有在北大清华上过课或听过课，不曾到北大清华求过职或供过职。本人从未购买或拥有过与北大清华有关的股票。本人及家属的命运都与北大清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本人文责自负。

　　1986年，北大开全国高校之先河，率先成立公司，点燃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星星之火。根据北大官方网站资料，北大现有方正集团、青鸟集团、未名集团、资源集团四大集团，号称“四大金刚”。除此之外，北大还有北大维信、北大社区医疗、北大高科、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北大在线五个独立的公司。在中国目前的大学中，产业化与教学、科研鼎足而立，成了他们的三大工作内容之一，简称“产学研”。令人吃惊的是，“产”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修订的官方校史中，北大产业化也有不轻不重的一笔：

　　“近年来，北大在校办高科技产业方面已经形成了以学校雄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为源头的，具有北大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科技产业格局，形成了以信息、制药、物业和化工为骨干的几个规模效益型支柱产业。方正集团销售额连年翻番，已经在汉字激光照排、计算机软件、个人电脑等方面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1996年销售额达四十亿元，在全国新技术产业中名列前茅。方正集团在香港股票上市成功后，在产业的多元化、股份化、国际化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已列入国家10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单位;资源集团是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应运而生的，引起广泛关注的南街改造工程已于94年竣工，建成26000平方米科工贸用房，为学校增加固定资产近3亿元，并正在进行校园周边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其他支柱产业如未名生物工程公司、青鸟软件公司、维信公司等发展顺利。校办产业97年销售额已超过50亿元，所获利润中上缴国家税收5000多万元，以各种方式回报给学校近5000万元，不仅为北大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振兴和发展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读者在此要特别注意的是，北大的公司在1997年的销售总额超过了50个亿，而上缴的税收仅占1%。根据中国目前的工商政策，各级政府收缴营业税、增值税等多种税种，一般最低不低于3%，最高可达17%。这还不包括所得税。即使按照3%的最低营业税计算，北大在1997年就少交了1亿元人民币。而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的雄文“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2002年北大校办企业产值为185亿元，是否其中的销售额还按1%税率纳税，不得而知。

　　这里还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即使按照低得不能再低的20%利润率计算，2002年北大公司的赢利应该在37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985”一期特款的二倍。不过，北大各公司在1997年“以各种方式回报”给大股东北京大学的还不到销售额的1%。五年后，这个数字是多少尚不清楚。这些利润都到了哪里，恐怕连闵书记和许校长都说不清楚。如果评选世界上最最慷慨大方，最最不在乎投资回报的股东大老板，北京大学肯定名列前茅。

　　当然，北大如果不伸手向政府伸手要钱，不揩社会财富的油水，他的产业公司是否回报大老板那是他自家的事情，旁人犯不上插手过问。但如果一边自己在社会上疯狂“圈钱”，一面向政府申请救济，那就难免要激起公愤。下面让我们先逐个看看北大引为自豪的“四大金刚”是如何发迹的。

　　方正集团得以起家的是北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为后盾，方正集团才敢于说自己“坚坚实实做事，方方正正做人”。根据方正集团的官方网站介绍，方正集团“拥有4个控股的上市公司，24家独资、合资企业，员工约6000人。2002年4月，在信息产业部评定的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方正集团名列第十。”这个网站设有它的三个上市公司链接，分别是方正控股(香港0418)、方正科技(上海600601)、方正数码(香港0618)。到YAHOO财经频道研究了一番，发现这三个上市公司中，以方正控股规模最大，在1995年底以每股1.5港元左右开盘上市，然后一路飙升，到北大百年之际，每股价格涨了大约4元。在1999年底，方正控股的股价超过10港元，市场总值超过120亿。那是它的顶峰。到了今天，方正控股的每股价格惨跌到了0.7港元左右，市场总值仅剩下了8亿港元。根据“Yahoo!　财经-投资宝鉴”的资料，方正控股的“股东权益回报”是“负”94.03%。(http://hk.biz.yahoo.com/company/ratio/0/0418.hk.html)。与此相似，方正数码目前的股价也不到最高峰的十分之一。那些高价买进北大方正的中小股民们，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了。

　　方正集团的货是好货，它在股市上惨遭血洗，大概只能与经营不善有关。不过，北大左有光华**学院，右有经济学院，上有“厉股份”，下有“京城四少”，竟能够把“自己”的公司搞成这样，可见其看家本事如何。尽管如此，经营不善，属于本领不高，还谈不到有道德品质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能够看出方正集团这方面问题的是它的一个子公司，叫做“北大博雅科贸有限公司”，简称“北大博雅”。

　　“北大博雅”成立于2001年4月，当时正是方正在香港股市处境不妙的时刻。它由北大方正出资3千万元人民币，控股70%;北大技术物理系副教授李正孝以所谓的“NANO”技术入股，占股30%。北大方正总裁张兆东任董事长，李正孝出任技术总监。(《南方周末》2002年1月25日：弥天骗局?北大博雅纳米油扑朔迷离)。

　　李正孝的“NANO”是个什么东西呢?据李正孝自己说，按1比8000的比例把NANO加入燃油中，它会以“纳米尺度”的体积与油相融，通过微爆炸，达到燃油充分燃烧，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提高燃油利用率，达到节能之目的。由于这个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水，所以它以“纳米水”而闻名。在2001年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李正孝说，北大博雅的“纳米水”年产量已达5千吨，产值可达50亿元人民币。方正总裁张兆东曾亲自出马推销“纳米水”，促使扬州有关部门明令下属加油站必须使用这个产品。据估计，仅这一笔交易每年就为北大博雅揽来3千万元的生意。(引文同上)。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中国石油化工公司在2002年6月20日专门下发通知，指出北大博雅的“纳米水”“并不能改善汽油抗爆性和汽车尾气排放，清洁性和节油效果与资料宣传的也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求系统内禁用。这相当一棒子把这个骗子打了个半死。如果这个骗局没有被揭露，北大就会从中国老百姓的腰包中掏走几十亿、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元人民币。方正集团一看势头不妙，把李正孝赶走。北大也发表声明说，“'纳米水'这一产品与北大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产品的科学性还非常可疑。”(《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6日：北大何以成了“唐僧肉”)。北大的教授与北大的公司以北大的名义搞的骗局，但北大的脸皮竟能够厚到说它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它与谁有关系呢?除了用“无耻”这两个字来形容北大，我实在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词汇了。

　　其实，与北大产业集团的其它成员相比，方正集团还真算是“方方正正做人”的一个。其它成员简直可以用贾平凹的笔法，以“XXXX”来形容。比如，成立于1992年的北大资源集团。仅仅十年间，它的资产就从40万元增长到30亿元，投资回报超过750000%。北大的哪个院士、哪个教授的什么发明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益呢?北大资源集团搞的是什么资源呢?答案非常简单。这个公司根本用不到北大的院士和教授。它的资源就是北大的一块牌子。它首先把北大的南墙推倒，然后搞起了所谓的“南街改造工程”，实际就是做房地产贸易。仅这一项，就赚了五、六千万。这就是他们扬扬得意的“第一桶金”。从这以后，他们又在股市上翻云覆雨，学名叫做“借助资本市场的运作实现产业孵化”。如果读者听不懂这些经济学名词术语，别害怕，让北大资源集团的总裁叶丽宁给你翻译翻译：“由旗下被孵化的优质公司花费一定的金额来收购上市公司，再将该公司的优质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使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大的提升，在上市公司业绩好转取得再融资资格后，再由上市公司以配股或增发等方式从社会上融资，再将融到的资金投入到新一轮的产业孵化之中。在这种资本运作中，既可享受到被孵化项目本身的盈利，也可从资本市场上得到资金支持。”(《北大校刊》2003年1月15日：北大资源资本增长7500倍)。懂了吗?没懂?那我把它简化一下：到股市上圈钱。被圈来的钱当然来自中国的中小股民。

　　2003年1月14日，国家计委、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一个“2003年世界华人创业投资辅导大会”。敢于并且能够辅导世界华人创业的人，应该称得上是国际级大师了。这个大会请来的一个国际大师就是叶丽宁总裁。叶总裁现身说法，对自己公司的历史得意得不行。

　　北大资源集团到股市上骗中小股民显得那么驾轻就熟，好象是出凡入圣的天才。可它被骗的时候，却又显得那么愚蠢。敢骗北大并且成功的人并不多，但有一个人大名鼎鼎，叫做肖建华。肖总是北**律系1990年毕业生，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在1996至1997年间，肖建华先后在北京成立了四家公司，其中之一叫做“北京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这就是在世纪之交叱吒中国股票市场的“明天系”的龙头。其实，“北大明天”公司的那么长的名字中，只有“北大”两个字最值钱。“北大明天”是肖总与北大资源集团的合资企业，后者只占20%的股份。可就是这20%的股份给与了肖主席足以施展拳脚的平台。通过资产重组、通过股权转让、通过成立子孙公司和其它一些能够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手法，肖主席给这些搞到手的普通公司(很多位于内蒙古)加上“北大概念”，从此他们的身价就成番论倍地增长。几年功夫，“明天系”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就超过了28亿元人民币。(《羊城晚报》2002年11月5日：　自拍自买　“明天系”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由于“明天系”如同股市中的强盗，名声太臭，北大资源集团的叶老总在2003年的“2003年世界华人创业投资辅导大会”上特别对媒体表示：“明天系”只是打着北大的牌子而已，“明天系”的核心人物肖建华是北大的校友，除此以外，“明天系”实质上和北大资源并没有更深的关系，在2001年时，北大资源已经与“明天系”正式脱钩了。(《北大校刊》2003年1月15日：北大资源资本增长7500倍)。

　　又是一个矢口否认。对北大来说，这是最好，也是唯一的策略。难道在北大人的词典中，真的就没有了“无耻”这两个字?难道在北大人的心中，分不清什么叫做良心?难道在北大人的头脑中，不存在道德这个概念?

　　在股市上与“明天系”齐名的是北大青鸟集团。这个集团本来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但看股市油水大，来钱快，因此青鸟变成了股海中的大鲨鱼。根据《经济》月刊杂志最近一篇文章(《经济》2003年3月号：青鸟天桥：一个玄妙的圈钱迷魂阵?)：“在资本市场上，北大青鸟一直是一只猛禽，热衷于进行凶悍的资本运做。旗下子公司青鸟天桥和青鸟华光借壳上市的操作手法堪称资本市场上的经典案例。”这篇文章透露，一位青鸟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记者说：“告诉你个最大的秘密吧，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赚钱!”也就是说，干正事，搞实业，北大人干不来，但在股市上炒作，他们却是个中高手，把那些专门靠折腾股票维生的人都搞得眼花缭乱。

　　把青鸟集团比喻成“猛禽”和“鲨鱼”一点儿也不过份。因为它已经把嘴张得大大地，对准了自己的老板，北京大学。2000年底，北大的“四大金刚”在副校长陈章良的策划下，各出资25%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叫做“北大高科”。“北大高科”虽是新公司，却是深圳股票交易所最早上市的公司之一。读者能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就叫做“借壳上市”或“买壳孵蛋”。它买的壳是“深圳市蛇口安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深安达”。“买壳孵蛋”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上市。

　　回到青鸟这个话头。虽然“四大金刚”原定各出四分之一股本，但陈章良旗下的未名集团实际没有出钱，他那份钱由青鸟代付。这其中的幕后交易肯定是有的，但实际上却使青鸟成了“北大高科”的控股股东。这也是为什么《经济观察报》在2002年8月19日发表文章发出疑问：“北大青鸟还是青鸟北大?”的原因。以“北大高科”为据点，青鸟集团老板许振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收购了两家上市公司，使他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六家。(引文同上)。

　　2000年正是世界上网络经济最热的一年，以IT起家的青鸟岂能错过这个机会?他除了是搜狐的大股东之外，还把眼睛盯上了北大。这年9月，它与自己的老板北京大学合资成立了“北大在线”，要利用北大的名气搞网络教育，最终目的是要把它推向股票市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网络经济泡沫在北大在线成立不久就破灭了，青鸟的计划受挫。

　　即使与自己的老板合作，青鸟也不会吃亏的。北大用什么与青鸟合资呢?“北大在线”包括在线大学堂、职业与商务培训、知在培训课题、新青年四大部分，其中在线大学堂包括、北大讲坛、学堂资讯、一网同窗、燕园评论、北大招生网等几部分。再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北大最著盛名的“三角地”就在“燕园评论”之中。原来北大把“三角地”都给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角地”是北大的灵魂，是“北大精神”的象征，是北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卖了“三角地”，北大成了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了。

　　注：北大在线“三角地”在今年5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闭，进入6月份，“三角地”从“北大在线”上消失了。是北大做贼心虚，把它撤走了，还是把它又卖了个大价钱?北大的学生是不是应该问一问你们敬爱的闵书记、许校长?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

　　2001年第5期《新财富》封面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自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系列进入资本市场后，一系列具有高校特点的操作手法出现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些操作，正在侵蚀着这两所最令人骄傲的大学。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高校企业。”这篇封面故事的标题是：“北大系、清华系：明天系、深安达、粤华电幕后操作”。

　　《新财富》封面文章中的“北大系”实际是指北大的“四大金刚”。“明天系”就是肖建华与北大资源集团合资的“北大明天”及其派生的“北大”公司。“清华系”和粤华电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探讨。那么，这个“深安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00年10月，由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发展中心”通过它的子公司“深圳深港产学研发展公司”接收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安达”26%的股权，成为“深安达”第一大股东。而在2000年初，经营不善、戴着“ST”(特别处理)帽子的“深安达”的股票就已经在股市上开始大幅上涨了。“深圳深港产学研发展公司”成为“深安达”的大股东之后一个月，“深安达”董事会发布公告，把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到此为止，“深安达”以前的业务、资产、债务都归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深安达”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干净脱壳”。(见《新财富》封面文章)。

　　与“干净脱壳”同时，“深安达”宣布出资4500万元，增资“北京北大方正兴园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北大方正兴园”)，以此占有它35%的股权。“北大方正兴园”是谁?它是干什么的?原来，“北大方正兴园”是在2000年4月由“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有限公司”改组而成。表面看起来，这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可实际上，这里面的交易却是极为隐秘的。根据后来的公告，在改组之后，由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厉以宁之子厉伟开办的“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拥有“北大方正兴园”17.5%的股权。(见《新财富》封面文章;中国证券报 2001年5月30日：北大高科：进入生物特征识别行业)。

　　厉以宁之子是怎么介入到北大的公司中的呢?

　　根据“深港产学研发展中心”的网页介绍，该中心在2000年成立了“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北大副校长陈章良任董事长，厉伟任总经理。该网页还透露，这个投资公司“已对深圳科兴生物、北大方正兴园电子、深圳智同指纹……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投资，总额达到7000万元。”(http://iersite.com/Industry/chuangyetou.htm)。这个网页没有说的是：“深圳智同指纹”的控股股东就是厉伟的“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

　　厉伟与北大的关系厚着呢。1998年，“延宁”与“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上市公司“厦门国贸”合资成立“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延宁”出资807万元，占16.15%的股份。据说当时“厦门国贸”的大股东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痛宰了中小股民一把。其手段之阴险毒辣，被股市专家评为经典，并以此告诫后人要“慎防主力‘诱捕’陷井”。(http://www.8nn8.com/lzjj/0020.htm)。

　　“深港产学研基地”自称：“深港产学研，敢为天下先”。他敢为什么“天下先”呢?据他自己的网页介绍，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基地建设成为一个高层次、综合性、开放式的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实体”。(http://iersite.com/webpages/jianjie.htm)。读者别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这个实体确实包括“官”和“资”。所以它的真实名称应该是“深港官产学研资基地”。官学一体，商学一体，在这里已经名正言顺，并且堂而皇之了。北大真的是敢为天下先。

　　“深港产学研基地”虽然宣称由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但其中最活跃、也是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北大人。比如他出面购买“深安达”，就完全是为北大的“四大金刚”服务。如果没有与深圳市政府的密切关系，它是否能够明目张胆地玩弄“借壳上市”的把戏，还真不好说。否则的话，中国的股票市场岂不成了有钱大老板的游戏房了吗?《新财富》封面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买壳公司能够做到‘无成本收购’，上市公司可以‘无成本置换’，但是整个交易过程不可能没有成本。在缺乏有力监管的市场上，受损的始终是中小股东。如果高校参与其中，还包括其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内树立的清誉。”

　　“百年清誉”?这对赚钱赚红了眼的北大商人来说，简直一文不值!

　　2002年9月，未名集团以5000万元的价格从青鸟集团手中接收了北大高科60%的股权。因此，目前未名集团是北大高科的第一大股东。在北大高科的网站上，它介绍自己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北大未名集团、“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深港产学研基地发展中心”分别占股60%、32%、8%成立“深圳市北大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后者控制“深圳市北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北大高科”)的37.94%股份，其余由“其它公司”控制。“北大高科”直接控制的公司有三家，它们是“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北大高科指纹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北大高科软件有限公司”，股权各在60-70%左右，也就是说，这三家公司各有大约15%左右的北大血统(0.6 X 0.3794 X 0.7)。这就叫做“北大概念”。

　　目前，北大未名集团直接控制的实业公司有深圳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http://www.pku.edu.cn/enterprise/index.html#xxkj)。北大未名集团在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圈中虽然大名鼎鼎，并且搞了些实业，但其产品几乎都不是北大自己开发的。比如他们生产的干扰素、细胞白介素-2、胰岛素、人生长激素、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国内早就有多家公司生产，而未名集团在技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其中重组干扰素的生产在国内早已泛滥成灾，生产厂家数以十计，几乎全部赔钱，而未名集团依靠北大的牌子据说是唯一赢利的一家。不过，最最令人不解的是，未名集团的“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隆重推出的产品“恩经复”。这个产品实际是从小鼠的颌下腺中直接提取的神经生长因子，其目的是用来治疗人类“正己烷中毒性周围神经病”。(http://www.bioway-pku.com/page/ngf.htm)。抛开这个产品根本就不含有真正意义的“生物技术”不说，能够想到用小鼠的基因产品来治疗人类的疾病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在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有号称中国“顶尖大学”为后盾的未名集团为什么要用这么原始的方法生产这种科学性这么可疑的药品呢?真是让人大惑不解。是人类没有自己的相应基因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小鼠的神经生长因子与人类神经生长因子的氨基酸序列相同性只有60%左右，因此从医学的角度来判断，其“亲缘关系”是相当远的。北大的生物学专家们，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耗子的蛋白质往人体内注射?

　　至于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血脂康”，其“生物技术”含量更是“高”得惊人：用大米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科技发酵而成”的红曲霉，处理之后装入胶囊。如此而已。这就是他们吹嘘的“一流的高等学府，造就一流的科技成果”(见北大维信官方网页http://www.wpu.com.cn/)。实际上，红曲霉降低血脂的作用早就被人发现，其有效成份也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科学家鉴定出来(J Antibiot　(Tokyo)。 1979 Aug;32(8)：852-854)，并且开发有十分流行的西药(洛伐他汀Lovastatin)。(食品科技 2001 年第1期：红曲霉的应用研究现状与展望)。洛伐他汀的生物和化学合成非常简单，成本也十分低廉。难怪在北大维信的网页上，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不打北大的牌子，不靠金庸做广告，他的东西怎么卖呢?

　　值得一提的是，未名集团总经理潘爱华博士是未名集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是北大生物系教授，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涉嫌抄袭他人。潘总的老搭档、未名集团的另一个创始人陈章良也是那篇论文的作者之一。(《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

　　小结：

　　在这个世界上，名利的诱惑是永远存在的，而一个人、一个团体的品格高低也只能够通过它对待这些诱惑时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烈火炼真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看到生物技术的产业前景，也曾打算自搞产业赚钱，但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哈佛大学从善如流，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1995年，耶鲁大学将一位校友捐献的两千万美元连带利息退了回去，因为那位捐款校友要对学校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所以说，一所真正的大学不能为金钱所左右。北大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敢为天下先，暴露出来的还是他的贪婪本性。也就是说，为了“利”，他什么事情都敢去做，什么风险都敢去冒。

　　据估计，北大的“四大金刚”这些年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单单依靠“北大”这块牌子就“圈”进了数百亿元人民币，其中几乎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中小股民。这些被“圈”的财富并没有完全进入“四大金刚”的帐面，很大部分都被依附于北大这块招牌的“个人”捞走了，如肖建华的“明天系”就赚了至少20个亿。(《新财富》2001年第5期封面文章;羊城晚报)2002年11月5日：　自拍自买“明天系”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即使那些真的进入了“四大金刚”帐户的财富，到底有多少能够被北大利用到教学和科研上，那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实际上，“北大”只不过是被北大商人利用的一块金字招牌而已。比如，北大资源集团的总裁就在计划搞股权改制，要把资源集团股份的30%(约合10亿人民币)分给集团的高级主管。(《北大校刊》2003年1月15日：北大资源资本增长7500倍)。这样一来，北大岂不是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考虑到这些，再考虑到北大的名誉损失，总是出风头、“常维新”、“敢为天下先”、并且自作聪明的北大这回是彻头彻尾地做了一把赔本的买卖。

　　不仅如此。北大已经、并且正在背负着沉重的法律和道义责任，其负担之重，完全有可能把北大彻底压垮。暂且不提要伴随北大终生的道德责任，北大目前面临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和刑事责任，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税务问题：北大公司到底是按照什么税率缴税的?如果国家给予北大公司优惠税务政策，那么北大公司每年从这些政策中得到的好处是多少?他们是否把这些好处转交给了学校?学校是否把这些好处用于教育?

　　第二，股票市场内线交易问题：“明天系”、“厦门国贸”、“深安达”在打出北大的牌子之前，股票都大幅度上扬，其中是否有非法活动?与北大相关的大股东是否参与了股票二级市场的炒作?

　　第三，合伙欺诈问题：“北大明天”系与北大资源集团合作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北大对“北大明天”系的所作所为是否知情，应该负什么责任?为什么北大资源集团要否认与肖建华的关系?“北大博雅”利用“纳米水”欺骗社会，北大为什么直到骗局被揭露才出面否认?北京大学及北大方正集团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第四，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北大资源集团要把公司股份的30%私有化，是否合法?北大很多公司的董事、经理、科研人员都挂有北大教授的头衔，他们是否利用学校的教学科研资源从事商业活动?

　　第五，官商勾结问题：“延宁”与北大方正兴园的股权交易内幕是什么?为什么“延宁”介入北大方正兴园没有在“深安达”2000年11月22日的董事会公告中公布，而是在半年之后才予以披露?(见“深交所上市公司2001年5月28日公告”)。

　　这些问题虽然目前尚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根据公开的资料和已经被揭发的蛛丝马迹，北大完全有必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出交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予以调查。

　　子曰：“始作俑者，岂无后乎!”意思是说，领头干缺德事的人，应该断子绝孙。孔夫子讲中庸，讲仁爱，讲忠恕，可是骂起人来，怎么也会这么狠呢?这是因为，领头干坏事的人，给后来干坏事的人指引了前进方向，是万恶之首。北大开启中国高校搞产业化之风，而这个风气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学术腐败的源头之一。不仅如此，高等教育产业化使大学在茫茫钱海中迷失了自我，将培养青年人的“非牟利”性质的高等教育事业变成了以赚钱为主商业活动。看一看吧，现今的中国大学正在把自己的学生看成是可以盘剥的对象，把教授当成可以创收的资源，把学位当成可以出售和交换的商品，结果导致在大学中，学生不学，教授不教，博士帽子满天飞。而当自己的公司在大发横财、谋取暴利之时，北大却满大街哭穷，死乞白赖地伸手向政府要钱，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冠以“无耻”和“贪婪”，还能够有其它更恰当的形容词吗?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看一看当年不可一世的杨斌、仰融、杨正毅纷纷翻身落马，北大的书记和校长们，你们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

　　史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有人总结出史学至少有四大功能，即，它是治国安邦的借鉴、是惩恶劝善的参照、是增益智慧的源泉、是培养人才的途径。(瞿林东：还要温故知新。《人民日报》2001年1月13日)。而司马迁则认为他撰写《史记》是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魏征)。因此，历史虽然是记录着过去，其目的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中国人写历史，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叫做“秉笔直书”，即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史书上就记载什么。“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当然，能够做到秉笔直书并不容易，有时要以性命为代价。春秋时，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杀死。齐国的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这个史官杀了。太史官有三个弟弟，长兄被杀，大弟执简复书。大弟被杀，二弟续写。二弟被杀，三弟仍旧秉笔直书。崔杼连杀三人，不敢再杀，史实因之得以流传。南史听说崔杼杀了太史，“执简以往史馆，闻既书矣，乃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见，在当时靠杀史官来掩盖历史是行不通的。

　　两千六百余年之后，“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失传了。在北大百年庆典特别网站中，有一篇洋洋万言的“北京大学校史”。在这篇校史中，北大的史官不仅没能“秉笔直书”，他们还利用隐瞒和删除的手法来篡改历史，使北大本来十分肮脏、十分丑恶、十分阴暗的历史看起来金光闪闪，看起来光彩夺目。从这篇校史中，人们看不到北大在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即使是在北大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之一长度的“文革”，这篇校史也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几十年的为非作歹，就用这么平淡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涂抹了过去。难道只有在“文革”期间?难道只有“工作”遭到了破坏?遭到谁的破坏?北大是破坏者还是被破坏者?除了“文革”期间，北大还干了些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公诸于世，北大就还会在世人面前道貌岸然地招摇撞骗，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在下一个“文革”到来之时，他就还会再次象一个恶棍那样疯狂猖獗，助纣为孽。中国人民不是一直对日本鬼子不肯为其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暴行俯首认罪而耿耿于怀吗?那么看一看自己的“最高学府”吧，他何曾为自己的丑行劣迹向中国人民道过半声歉，他何曾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向中国人民表示过丝毫的忏悔?

　　如果总结一下新中国的历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9年，中国几乎是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如批《武训传》，如“三反”、“五反”，如“肃反”，如“四清”，如“社教”，如“批林批孔”。在这些运动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冲击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个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如果追根溯源，“反右”可以看成是“文革”的序幕，而这个序幕的前奏曲则是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史料证明，北大是这个前奏的号手，是这个序幕的领唱，是整个大戏的主角。在北大这个大舞台，虽然整个大戏的主题大致相似，但每出戏的故事情节却是不同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教授;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并且受到残酷迫害的却多数是学生。到了文革，一切都颠倒了，学生斗官员，官员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学生斗教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

　　“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式名称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在这次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变成了新政权的附庸。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用“4个S”来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阶段就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根据科学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虽然这个观点在最初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么说并不离谱。马寅初在1951年6月1日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而在这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全国性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说：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校长大受启发，当即就在北大搞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转引自：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这年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这封信在9月9日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思想改造运动”至此正式开始。(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脱裤子，割尾巴”，而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嫩耳软，听不惯这么形象的语言，于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称，叫做“洗澡”。这个运动大致分成五个阶段，分别是：学习、坦白、审查、改造、总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由精神贵族变成了罪孽感深重、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的精神贱民。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1957年回忆时说：“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转引自王友琴的文章)。

　　北京大学既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全国的运动中心。周恩来就曾多次指示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运动要“以北京大学为主”、“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在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另一个是法学家周炳琳教授。1952年3月7日，朱光潜教授在西语系师生大会上检讨，但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先后有5位师生在会上发言，对他进行揭发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批判朱光潜。4月9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朱光潜作了第三次检讨。会上，马寅初校长总结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与朱光潜一样，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检讨难以通过，因此他向马寅初校长表示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马寅初先是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然后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亲自主持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给彭真写信：“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引文同上)。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 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

　　就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之后两周，北京大学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据称有三千多人交代了问题，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90%，其中41人有“重大问题”。(引文同上)。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马上就进行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一个带有学术、行政和政治目的行为，与“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密切相关。北大校友、旅美学者王友琴认为，“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著。”(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在本系列的第二篇中，我已经说过，北大是“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兼并了燕京大学的精华，搬进了美丽的燕园，并且成为唯一的全国性文理综合大学。这是北大在前两个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所得到的赏赐。

　　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3月到5月间，也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收尾阶段，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相当于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当然，由于是第一次交手，这场运动的激烈程度远不如“反右”运动和“文革”。(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从任何角度来看，“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五年后“反右”运动的预演，它是新政府巩固政权的一个步骤和策略，而马寅初校长则率领北大非常主动和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运动，使北大成为全国的运动中心和样板。北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他在以后50多年间所有行为的前兆：自觉、自动地参与政治运动，紧跟政治风向，进而顺应社会潮流。这使北大丧失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所最为宝贵的品质：独立性。

　　马寅初先生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北大历史系教授何芳川先生在北大105年校庆之际撰写专文，标题就是“前有蔡元培，后有马寅初”。北大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至今还对马校长的开口禅“兄弟我”津津乐道，即使是他因为“兄弟今天喝了一点酒”而在全校大会上将李富春副总理介绍为“李副总统”，北大的校友们也还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把它看成是名人逸事。(牛正武：北大琐忆)。马先生在民国时代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严辞抨击“四大家族”，甚至拒绝蒋介石总统的招见，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骨。在新中国政权下，他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新人口论”，抵抗强大的政治压力拒不退缩，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这可以说是过去50年内，中国有骨气的学者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这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不过，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与蔡元培先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蔡先生为北京大学灌注了自由主义精神，建立了“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使北大形成了独立不羁的性格特色。这些，正是一所现代化大学和一所名校的立身之本。而马寅初先生呢?在他领导北大的九年间，几乎将蔡元培的北大完全转变成了马寅初的北大，这是一个时刻观察政治风向的北大，一个随时准备追逐潮流的北大，一个趋炎附势的北大，一个既不保护自己的教授、也不保护自己的学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内，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向标、角斗场。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马寅初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他在解放前就与周恩来私交甚深，曾说，“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他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分别起名为思润、思泽、思东，更可见他本人的政治倾向。(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不容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每一个真正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在办大学中“兼容并包”的价值。马先生把自己的政治倾向搀杂到一所大学的建设之中，可以说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失败的关键。

　　除此之外，马寅初先生在1927年率先喊出“北大主义”口号(马寅初：北大之精神)，表明他对母校北大的感情非同一般。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北大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马先生重返母校，北大的学生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马寅初也高兴地说：“北京大学是我娘家，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张友仁：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上)]。要知道，这是在他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仅仅两年之后。一个是弃之如蔽履，一个是爱之如父母。马先生未免厚此薄彼太甚。而对母校的这种“说不出的感情”对他办北大到底有什么影响，也许是真的“说不出”。

　　“思想改造运动”要改造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而且包括学术观点。让知识分子当众违心地检讨、批判自己，正象这个运动的非正式名称所形容的那样，是当众“脱裤子”，是非常让人感到难堪和羞耻的事情。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当众脱裤子呢?更何况是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马寅初先生作为学者，不但自己积极倡导，而且参与其中，进而迫使(或诱使)他人就范，其目的是什么呢?

　　春秋时，齐国有个人名叫竖刁。竖刁知道齐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阉割成太监，以便能够经常接近齐桓公。齐桓公叹曰：“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竖刁因此得宠。这就是所谓的“竖刁自宫”的典故。可是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却说：“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管子——小称》)。后来竖刁果然作乱，齐桓公被活活渴死。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北大的“自宫”，一切不就都昭然若揭了吗?自宫求宠，如此而已!而北大在其后的所作所为，其实质就是在祸国殃民。这又与竖刁的作乱何其相似!怪不得北大这么害怕历史的真实。有了一柄史鉴，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把责任推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公平吗?换句话说就是，马寅初先生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北京大学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我的回答是：应该。因为一个人，一所大学，必须要为自己在任何时候的所作所为负责，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没有公理，社会就会没有正义，人类就会没有良心。

　　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盾因多次规劝昏庸残暴的晋灵公，导致晋灵公数次对他的暗害。最后，赵盾只好出逃。在逃跑的路上，赵盾听说族弟赵穿杀死了灵公，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是赵穿所杀，为什么把罪过算在我的头上?董狐答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对董狐的做法大为赞赏，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左传?宣公二年》)。

　　北大当然称不上“良大学”，因此他“为法受恶”是罪有应得。马寅初先生也许能够算得上是一个“良学者”，但他“为法受恶”也是义不容辞的。

　　顺便说一句。在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新三字经》中，有这么一段话：“司马迁，撰史记，不掩恶，不虚美”。北大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校史时，大掩其恶;在吹捧自己的老校长时，又大肆虚美，如果南史董狐再生，恐怕是要愧为史官了。北大的历史学家们，你们真的需要重新开蒙了。

　　参考文献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牛正武：北大琐忆。《炎黄世界》1998年第5期。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光明日报》1999年2月15日。

　　张友仁：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北大人》2001秋冬合刊。

　　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中国报道周刊》。

　　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圳新闻网"雅典学园"。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在1955年又开展了所谓的“肃反”运动，其全称是“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肃反”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抓“反革命分子”有指标，每个单位至少5%。与“思想改造运动”相比，在学术界，“肃反”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斗争手段向暴力方向转化。“肃反”运动的这两个特点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一年后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北大在“肃反”运动中到底抓了多少“反革命”，我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不过，在1956年，“肃反扩大化”问题受到了重视，所以这一年是中国知识界相对宽松的时光。

　　转眼间，到了1957年。北大校友张元勋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反右”之前北大学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天真、向上、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精神状态。北大学生张玲曾有这样的诗句：“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那首诗的标题是《照相》。1957年5月4日问世的北大学生刊物《红楼》中有这么一首配图诗：

　　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

　　是的，在平静的日子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不过，友谊是否真诚要在烈火中检验，生命是否年轻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煎熬。而人性是否存在，要在世界疯狂的时候才能够得以显现。

　　1957年5月19日，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天。这天下午，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建议。(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5月20日清晨，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歌“是时候了” 出现在北大大饭厅。这首诗马上把“5.19”运动推向了高潮：

　　(-)

　　是时候了，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引自《思忆文丛?原上草》)。

　　这样的文采和文才，这样的激情和胸怀，这样的胆量和见识，在现今的燕园可能是千金难觅了。我在本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曾说：“批北大，我心里有点儿没底。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再不济，也不缺乏学富五车之辈，才高八斗之流。我这杆秃笔，还不得让北大的才子给碾成粉末?”(XYS060103)。果然，有一个名为“一北大学生”的人，以北大才子自居，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逐条“批驳”我。(北大未名站“北大发展”版面http：//pkudevelopment.bdwm.net/收有他的“文章”“回亦明‘贪’文”中的(一)、(二)两篇，缺第三篇，该版面也保留我的本系列前五篇，确实难得)。看他那要文才没文才、要思想没思想、既无良知又无理性、一味胡搅蛮缠的王府恶少嘴脸，我先是觉得好笑，可嘴角刚动了一动，鼻子却酸了，老眼之中，竟然涌出了几滴浊泪。这就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新北大” 真是后继有人呐!

　　言归正传。在“是时候了”之后，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又接连写出了“第一株毒草”等系列大字报，“右派”学生们成立了社团“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后改名“百花学社”)，创办了刊物《广场》。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

　　北大的“5.19”运动仅持续了十几天，“左派”很快开始大举反攻。6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他们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被解散。此时的北大已经陷入了政治斗争的狂热之中，同学的友谊突然间荡然无存。北大当时的一首诗颇能反映当时的气氛：

　　向左!向左!!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向右!!向右!!!

　　在“向右”的枪口下，右派学生开始了他们二十余年的悲惨人生。谭天荣被“劳教”11年，陈奉孝被判“反革命”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铁窗生涯。张元勋被判刑8年，但在被“释放”之后，仍旧必须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改造”。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为替胡风鸣冤叫屈，被打成“极右派”，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绝食，狱卒就用铁棍橇他的嘴，将他的牙齿大部分橇掉。刘奇弟最终绝食而死。(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据陈奉孝介绍，当年北大的学生右派中，至少有四人后来被枪毙，他们是：哲学系的黄宗羲，在1958年被枪毙;西语系的顾文选，1960年(应是1970年)被枪毙;第三位是化学系的张锡琨，在1976年被枪毙，第四位是中文系的林昭，1968年在上海监狱中被枪杀。(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在北大的学生右派中，林昭以她的美丽和才华，以她的顽强和孤傲，更以她命运之悲惨而引人注目。林昭本名彭令昭，因她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而毅然改名，可见她对新政府的热爱。1954年，她以华东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曾在北大学生刊物《北大诗刊》、《未名湖》、《红楼》任编辑，当时有“《红楼》里的林姑娘”之称。

　　林昭的不幸起因于她在一个辩论会上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林昭可能没有料到，除了受到了讨伐，她还被打成了右派。林昭不愿意忍受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在被救醒之后，她愤然地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

　　这段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林昭自杀未遂，“被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加重处罚。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另一个版本是林昭给“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

　　上述三种情况都发生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估计历史在这里可能有些扭曲。但不论哪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林昭这撕心裂肺的质问，定会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上空徘徊不去一样，只要北大存在一天，就将永远在北大校园的上空回响。北大的校长和书记们应该每天都回答这样的质问：你呢?你们呢?良知何在?

　　林昭后来多次被捕入狱，但她拒绝认罪，因此在1968年被枪杀于上海，执法机关还曾专门派人找到林昭的老母，收取了5分钱的子弹费。(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

　　有人评论说，“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佚名：高贵的林昭)。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好人了;而在偌大一个“最高学府”，敢於打抱不平、敢於伸张正义的，竟然只有一个纤弱的女子!真是愧杀七尺须眉!南唐亡国妃子花蕊夫人曾叹道：“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历史总是那么无情地重演。

　　史鉴，明晃晃，亮晶晶，既冷酷，又刻薄。你让今人无颜苟活呀!

　　与林昭在北大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境遇。在人大，林希翎竟然能够在第一次抓右派时“漏网”。只是因为她“继续放毒”，才被打成第二批右派。人大校长吴玉章虽然不赞成把她打成右派，但他有职无权，爱莫能助。不过，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宣读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的十几名右派的名字时，吴校长故意跳过林希翎的名字不念，以此表达自己的反抗。(丁抒：《阳谋》)。林希翎在1973年出狱，后来移民法国。(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北大学生右派中，比林昭命运更惨的是顾文选。顾文选是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时还只是一个大男孩儿。他有冤无处伸，就偷着跑回杭州老家找妈妈。被抓回来后，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与张元勋一样需要在劳改农场“就业”，不得进入社会。顾文选於是逃到前苏联，但在那里受到了折磨和审问之后，被送了回来。1970年，他在北京被枪杀了。(丁抒：《阳谋》;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

　　顾文选是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呢?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见该书517页，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

　　这段文字是在顾文选被打成右派41年之后、被枪杀28年之后、被平反19年之后以北大官方文字的形式公诸于世的。因此，顾文选实际上至今还在背负这个“捏造事实”的罪名!把人整死了，还要往尸首上倒垃圾，这些人的心肠可真毒!

　　根据陈奉孝的回忆，顾文选“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不久写道：“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确实令人恐怖。假如历史可以倒流，“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还会在北大原样重新上演。我对此坚信不疑。

　　其实，凡是经历过“反右”的人，谁都不会把它遗忘，只不过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记忆而已。在“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在1979年几乎全部被“平反”，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冤枉。但是需要提及的是，在清华大学为469名右派分子重作审查时，只改正了462名。剩下的7名右派中，有3人下落不明，有4人未获改正，大概以此来证明反右运动不是全盘错误。这4名未被平反的右派中，就有钱伟长教授。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出于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钱伟长教授最后在1982年出走上海大学。(曾昭奋：后摇篮曲━记钱伟长《读书》2000年6月)。同是在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在被“平反”19年之后仍旧不许给学生上课。(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因此可以说，“反右”的余毒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挥效力。

　　在当时，北大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完全可以说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那首“向左”站队、“向右”开枪的歪诗，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林昭被称为唯一“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北大人。她在自杀之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曾经“整”过她的人是多么的凶残。

　　张元勋先生是这么记述他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在北大校园中的处境的：“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我曾长时间困惑不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举世闻名，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什么竟然能够挥舞战刀，疯狂地砍杀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和那些频频点头鞠躬的日本人会是同一伙人吗?读了“反右”史，读了文革史，我明白了。是的，他们是同样的日本人。因为我看到了同样的中国人。战争和政治动荡这类特殊的环境能够使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

　　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北大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被记为716。(《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转引自王友琴：程贤策之死)。另一种说法是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丁抒：《阳谋》)。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因为抓的右派比例仅为6.5%，被中央视为“反右”不力，党委书记职务被后来的陆平接替。陆书记又抓了一批右派，使右派总数达到师生总数的15%。数字有出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右派”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其中后两类有时不归入“右派”之中。

　　“右派份子”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第一级最严重，要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第五级降薪降职;第六级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甚至监狱的的，绝大多数是学生。而那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多数没有被发配。

　　旅美学者王友琴看到了这一点“不公平”：“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变成]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

　　钱理群教授注意到另一点“不公平”：“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被打成右派的的学生不全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不小心而落入北大为他们设置的陷阱的。数学力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当时是班长，系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最大罪孽就是，他坑害了一大批中国的英才。北大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而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把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几乎一网打尽。据丁抒先生的“北大在一九五七”一文，由於“院系调整”，清华的理科合并到了北大，而中国科技大学尚未成立，所以北大实际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这些学生中，以物理系的学生最为活跃，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也最多，几乎占北大学生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一。

　　北大没有对自己的这些学生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温情，没有对这些大孩子表现出一点一滴的怜悯和惋惜。恰恰相反，北大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们赶出燕园，把他们赶到劳改农场，把他们赶到监狱。北大甚至还把学生直接“扭送”到公安机关。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

　　应该说，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既是挖置陷阱的恶棍，又是心毒手狠的鹰犬。不过，在那场运动中，北大既不象六年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那样充当急先锋，也没有象九年后在政治斗争中那样成为带头羊。他只是象一座运转正常的机器，根据指令，在有条不紊、按步就班地运转。

　　这是一架冷冰冰、阴森森、血淋淋、恶狠狠的绞肉机器!

　　与自宫求宠的竖刁同时，在齐国还有一个人，名叫易牙。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子。一次他听齐桓公说还没有吃过人肉，就把自己的长子杀了，为主子做了一碗人肉羹。齐桓公说：“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不用说，易牙得到了国君的信任和宠爱。如果说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 前后的表现是“竖刁自宫” 的话，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易牙烹子”。通过烹子，学校的当权者们保住了自己头上的顶戴花翎，并且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其实，北大何曾把学生当做孩子来看待。对他们来说，这些学生只不过是用来维持这个绞肉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原料罢了。

　　应该说，参与烹子的北大人并不全是党政干部，教授学者也曾混迹其间，尽管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的“余思或反思”部分中写道：“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

　　陈奉孝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述了他到马寅初校长和傅鹰教授处募捐的情形：“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先“支持”、然后“不赞成”，这里面微妙的潜台词，真是余味无穷啊。这些教授们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给与学生们以父母般的忠告。怪不得北大的教授右派少，而少数“大右派”们还受到了“优待”。“明哲保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中。但母鸡在受到恶鹰的袭击时，尚知奋勇护卫幼雏，而成年野牛在遇到群狼的攻击时，会自动站成一圈，把幼崽围在中间。那些被保护的幼崽又何曾是它们的亲生儿女!

　　北大“烹子”的后果是深远的。谢泳先生在“最好的出局”一文中如此写道：“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

　　这真是让人顿开茅塞的解释。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

　　参考文献

　　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出版社。1995年。

　　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

　　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王友琴：程贤策之死。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佚名：高贵的林昭。

　　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见《思忆文丛?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见《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见《没有情节的故事——1957年反右运动专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南方周末》1998年9月4日。

　　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曾昭奋：后摇篮曲━记钱伟长《读书》2000年6月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见《思忆文丛?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谢泳：最好的出局。http://xyhome.freeservers.com/mj0040.htm

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七)：北大校史之开方背亲篇

　　凡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哪怕他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也一定听说过北京大学。说“没有北大，就没有文革”，也许过分地夸大了北大的历史作用。但如果说，“没有北大，文革绝不会搞得那么惊天动地，那么深入彻底，那么丰富多彩，那么灵魂出窍”，能够提出反对意见的人(除了北大的崇拜者)恐怕没有几个。就象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样，当时的“革命”要学北京大学。按照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的说法，文革“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季羡林：《牛棚杂忆》)。

　　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文化”只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实际上，文革起始于1965年姚文元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只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头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才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此可见北大有多么厉害。

　　聂元梓的大字报攻击的是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这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直接导演的杰作。(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康生为什么派自己的老婆到北大去“煽风点火”，而不是到其他别的地方，这其中的原因不用说谁都明白。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和锻炼，北大以其“红朝第一高校”的地位，成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必争之地。而北大还以其领导层内部矛盾之尖锐，青年教师和学生之热心于政治，老年教授之“学高望众”但又乖顺驯服，更以其学生的狂热、傲慢和自大，逐渐演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北大成为“革命圣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学生中有大量的“高干子弟”。这些人手眼通天，活动能量极大，政治热情极高。文革前后，北大的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儿媳张韶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女儿邓楠等人，至於其他“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即“高干子弟”)更是比比皆是。因此，北大附中的红卫兵能够写出那副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现在不是有人说北大人的血液是蓝色的吗?如果不知道出处，告诉你，出处在这里。在文革中与北大齐名的是清华大学，他也是高干子弟的云集之地。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就诞生于清华附中，而刘少奇、贺龙的子女则控制着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在开始的时候，实际就是保护自己老子的卫兵。

　　导致聂元梓贴大字报的直接原因是始于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社教”运动遍及全国，但在北大，其斗争焦点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中下层干部和教员与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为代表的北大高级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聂元梓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陆平有北京市委做后盾。那场斗争以陆平派在1966年初暂时占据上风而告一段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受到压抑的聂元梓派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在中共中央派驻北大理论小组负责人曹轶欧的授意下，聂元梓及北大哲学系的几名教师终於在5月25日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而彭佩云是北京市委派到北大帮助搞“社教”运动的大员，正式职务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在见到这张大字报的全文之后，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全文广播了这篇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大字报，并且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文革在北大正式打响了。毛泽东对聂元梓这篇大字报的评价非常高。他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受到最高峰的肯定之后，北大立即成为“革命中心”，而北大学生立即成了革命的主力。不过，进驻北大的中央工作组是受刘少奇指挥的，所以他们的工作进度就适应不了一些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了，因此爆发了著名的“6.18”事件。“6.18”事件是北大学生积自“思想改革运动”以来十余年的革命传统，对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授的大规模暴力行为。“6.18”事件那么著名，它惊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惊动了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它的定性成了文革中两派的分水岭。“6.18”事件的另一个历史作用就是，它是文革中动手打人之风的风源，其影响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在文革初期，6月18日还成了北大“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成了“牛鬼蛇神”们的谈虎色变的一天，这就是著名的“斗鬼”日。在这一天，几乎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要遭受一顿残暴的毒打。

　　根据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的回忆文章，“6.18”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根据北大校友王友琴的文章，在“6.18”事件中挨打的人有六十多位。在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讲师胡寿文“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在中文系，遭到殴打的有系总支书记程贤策、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王友琴：程贤策之死)。

　　北大工作组对“6.18”事件持反对态度。他们当晚就向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6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文革一度进入低潮。这就是所谓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到了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之后回到北京，革命形式急转直下。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 ，称北京大学6月18日的行动是“革命的”。7月25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入驻北大，从此，北大的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各大专学校中的工作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离开了北京大学。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8月17日，毛泽东给北大校刊题写了三个大字，“新北大”。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大串连的主要目的地当然是北京大学。“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季羡林：《牛棚杂忆》)。

　　在聂元梓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新北大公社”。而反对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和学生则成立了“井冈山兵团”。这两个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中国人民和日本鬼子之间的斗争。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之间拒绝握手，拒绝在一起照相，其仇恨之深可见一斑。(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春秋无义战”。文革中，派系斗争的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但更难说清楚的是，几个月前还是坐在课堂中彬彬有礼地学习人类文明的大学生，怎么会突然间变了一副嘴脸，视同学、老师为仇雠。1968年3月28日，发生在“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之间的武斗据说是“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这就是有名的“3.28武斗”。在“3.28武斗”开始之后不到一个月，清华大学两派组织之间爆发了“百日大流血”。

　　“3.28武斗”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68年3月28日后半夜，“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开始袭击“井冈山兵团”，试图把对方赶出校园。“井冈山兵团”的几百人被“新北大公社”的数千人包围在几栋宿舍楼里，“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场武斗持续了四个月，最后由於军队的介入而结束。根据理胜的回忆，在“3.28武斗”期间，“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1968年4月19日，19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见“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除了“6.18”事件在全国引发集体打人之风、“3.28武斗”开启北京高校武斗先河之外，北大在文革中的辉煌业绩还有许多。其中最最出名的是他们如何斗争、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教授。挂牌子，建“劳改队”，关“牛棚”，这些都是北大学生的经典之作。

　　文革的斗争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当官的，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类是知识分子，叫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权派”在当权时肯定会有一套班底，并且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在文革初期，有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争。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之争，权力之争。但“学术权威”实际上是既无权又无威，因此成了所有派系的共同斗争对象，谁都要通过对这些人的残忍凶狠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挺身而出来保护这帮学者。因此，在文革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这些人。而让人不解的是，“整治”、“修理”、“折磨”这些学术权威的人正是他们的学生。

　　北大教授季羡林老先生在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曾多次论及学生斗“黑帮”的凶残，这里不妨先摘录一段：

　　“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挚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时新日异，无时不在改进、丰富中。往往是一个学校发明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比电光还快，立即流布全国，比如北大挂木牌的办法，就应该申请专利。”

　　挂木牌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重的木牌子用铁丝挂在被害人的脖子上，让被害人躬着腰，於是木牌的全部重量就都通过铁丝作用在了脖子上。据说使用的铁丝越来越细，能够勒入人的血肉之中。当然，木牌子的上面是要写上“反动学术权威XXX”之类的字的，在名字上一般还要用红笔打上叉，表示这个人罪该万死。

　　除了给黑帮挂木牌子，北大能够与“6.18”事件齐名的不朽业绩是建立“劳改队”和“牛棚”。它们在出现之后，迅速普及全国，为北大名扬天下立下了不可埋没的功劳。

　　所谓“劳改队”，就是把那些被整的教师集中起来，在校园内或者到校外“劳动改造”。不过，“劳改”人员最难以忍受的是劳动以外的迫害。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被北大红卫兵学生强迫喝水沟中的化工厂污水，使他当场中毒昏倒，而红卫兵却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吴兴华当天晚上死亡，享年只有45岁。(王友琴：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

　　也是在“劳改队”中，年近七旬的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破筐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拣西瓜皮。那里人流不息，每当外地到北大参观的“革命群众”要“斗争”他的时候，朱先生就必须站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接受批判和挨打。据说这样的事情每天都要发生七八次。(王友琴：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曾有人告诉王友琴，“一天她看到墙根下有一团东西，像只死猪，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那里。”(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朱光潜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他在六十年代初编写的《西方美学史》，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其文笔之谦恭典雅，其知识之深湛广博，其见解之精辟独到，在北大百年学术史上，当属极品之列。与当今北大那些如同文字垃圾的“等身”之作相比，这本书可以算得上是珠穆朗玛峰了。可怜的朱先生，从1949年起就在北大开始作检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改造重点，在1957年因为坚决不开口说话而逃过右派劫难，但在文革中却又惨遭如此蹂躏，其命运之蹉跎坎坷，旷古罕见。北大啊，你真是罪孽的渊薮!

　　通过“劳改队”来整“黑帮”，北大人还不解气，於是出现了“牛棚”。“牛棚”者，关“牛鬼蛇神”之处也，实际就是非法监狱。“牛棚”在北大有个土名，叫做“劳改大院”，也叫“黑帮大院”，但它以“牛棚”这个名称风靡全国。关于北大“黑帮大院”里的黑幕，季羡林先生有亲身经历，在《牛棚杂忆》中有详细描述。在经历过“牛棚”生涯之后，季羡林先生认为北大的牛棚比《神曲》和佛教经典《玉历至宝钞》中描写的地狱还要恐怖可怕。季先生说：“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季羡林：《牛棚杂忆》)。

　　“牛棚”之中折磨人的花样繁多，除了白天干活，“牛鬼蛇神”们还有晨练，有晚训，他们要时刻准备背诵“最高指示”，也要时刻准备接受**人员的辱骂和殴打。看看“牛棚”中的晚间点名：

　　“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季羡林：《牛棚杂忆》)。

　　看看“黑帮”在“牛棚”中挨打：

　　“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季羡林：《牛棚杂忆》)。

　　纳粹法西斯的狠毒也不过如此吧!这些折磨人的人绝大多数是北大的学生。那个挥舞钢鞭毒打季羡林先生的人就是北大生物系学生，名叫张国祥。(季羡林：《牛棚杂忆》)。

　　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下面是根据“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收集的文革期间北大教师部分自杀名录：

　　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毒自杀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1968年6月24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自杀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11日，数学系教师陈永和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一起服安眠药自杀。

　　蝼蚁尚且偷生，而人不是到了绝望和无法忍受的境地，谁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如此大批学者自杀身死，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大学校园中绝无仅有的。到了今天，北大却象没事人似的，把文革这段历史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么一句话一笔带过，真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在朱子的《治家格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北大算得上是罪大恶极。

　　据说，北大校史的写作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对于北大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只记载系级以上和教授级以上的人，其他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王友琴：留美归国博士董铁宝之死)。在北大，森严的等级已经延伸到了阴间。仅此一条，北大就不配称自己为大学。

　　北大的学生为什么会突然间变得如此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地折磨自己的老师呢?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即使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明白。既然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就让我们到历史中去找一找答案吧。

　　从现象上看，北大学生整治教授属於忤逆的背亲行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这是中国的传统。在历史上，最有名的背亲罪行是开方犯下了。开方与易牙和竖刁同时，在当时的齐国被称为“三贵”，在历史上被贬为“三小”，都是著名的佞臣。实际上，与易牙和竖刁的卑贱出身不同，开方是卫国国君的长公子，按序应该能够继承君位，南面称孤。可他却放弃了太子的地位，跑到齐国，要求做齐桓公的臣下。在齐国十五年，开方没有因父亲去世而回国奔丧，也从不回国探视母亲，尽管齐国和卫国距离很近。齐桓公说：“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管仲却说：“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后来作乱，齐桓公在死后两个多月尸体尚不得安葬。

　　北大学生在文革中的暴行比开方背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方背亲，只不过没有尽到孝子的义务而已。他并没有张口辱骂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动手殴打年老的齐桓公。而这些，北大学生都做出来了，而且做得很绝，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奢望吗?“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吗?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但对打多数人来说，他们“背亲”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保。但这些“理由”并不能够充分解释北大学生在文革中的人性丧失。

　　其实，开方背亲还是有些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他的父亲，卫懿公，是一个无道昏君，后来因为爱鹤轻民而亡国。开方背叛昏君父亲，投靠贤明的齐桓公，如果不说是有先见之明，也可以说是“大义背亲”。中国的儒家传统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如果不君，臣可以不臣，父如果不父，子也可以不子。所以，开方背亲，至少是背叛父亲，并没有什么大错。

　　那么，北大学生背亲有没有类似的理由呢?有。北大不是在五十年代初就通过自宫来求宠吗?北大不是在反右运动中通过烹子而自保吗?一所丧失了自尊的大学，凭什么要求学生尊重你?一所迫害自己学生的大学，凭什么要求学生爱戴你?北大自己没有做到“君君”、“父父”，北大的学生当然不会“臣臣”、“子子”了。当然，学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北大学生之背亲落实到每一个教授的头上就显得特别的残酷，如前面提到的朱光潜先生的例子。事实是，北大学生对抽象的“北大”是非常非常热爱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这是后话。

　　除了学校的责任，北大学生背亲，北大的教授们有没有责任?

　　在上一篇中，我曾提到，北大在反右运动中，教授们对右派学生不仅不施援手，很可能还有参与其中的嫌疑。其实，即使北大教授们面对右派学生的飞蛾扑火行为装聋作哑，什么都不做，其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十分沉重的。不仅如此，北大教授在政治运动之外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让人圈点。例如，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反复提到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对他的背叛。按照季先生的介绍，这两个人都是出身贫苦，并且资质低劣的学生。季先生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把其中的一个留校当助手，在课堂上给另一位“吃偏饭”。这两个人后来“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季羡林：《牛棚杂忆》)。

　　季先生是否听说过“有教无类”这句话?季先生是否懂得“教育公平”的含义?除了贯彻“阶级路线”，除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季先生在给阶级兄弟“吃偏饭”时，内心深处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吗?您是否知道，您在给某个阶级的人吃偏饭、开侧门的同时，您实际是在克扣其他人的口粮，剥夺其他人的竞争机会?

　　所以，我虽然完全相信季先生回忆录的真实性，但对季先生的反思持批评态度。

　　季先生要反思的首要问题就是，“吸取了教训没有?”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但季先生的这个问句却省略了主语。季先生在问谁呢?好象是在问别人。别人是否吸取教训是别人的事情，但如果自己都不能够吸取教训，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呢?其实，季先生在反思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爱党爱国的，文革整他们是整错了，他们的这口冤枉气至今没有出匀。表面上看，这个道理没有错。但实质上，它是大错特错的。

　　一个社会阶层，一个社会群体，在承认公正、平等的前提下，只有时时刻刻牢牢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利益，他才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正常的成员，他才能够得到社会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尊重，他才是在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他就是社会的叛徒，他就是在通过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叛徒的下场一般是可悲的。北大教授的叛变行为始于建国初期，在文革中达到一个高潮，以冯友兰、周一良等人充任梁效的学术顾问为代表。但实际上，北大教授的叛变行为至今仍在继续，而以厉以宁炒作他人的股份理论而浪得虚名、北大商人在股市上违规操作而谋取暴利、以及把本科生教育庸俗化、把研究生教育商品化、直至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通过政治手段的运作来寻求政府的巨额资助，这些无不是北大、北大的知识分子背叛社会行为的集中表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固然令人同情怜悯，但我要问的是，这里有多少必然性呢?

　　曾读到北大历史系刘浦江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不仅是为了纪念”。刘先生要纪念的是1998年去世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在文革中可能并没有失去大节，只不过根据政治需要把儒法斗争内容加入到了《王安石》一书中，在文革期间重新出版。为此，邓先生在文革后颇感自疚。邓先生已经作古了，可他的弟子刘先生却为老师打抱不平：“从文革中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尴尬。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圣人的标准。……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从来就没有独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说来，国家的兴亡与他们有多大干系?”(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

　　如果刘先生说的不是气话，如果今天北大的知识分子还抱持这种认识，把不卖身投靠看成是“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一味怨天尤人，进而否认国家兴亡与自己的干系，那么北大知识分子的堕落就又深了一个层次。政客和学者的道德底线应该一样吗?

　　我在上面说了这么多，绝没有宽宥北大学生在文革中所犯下的罪恶的意思，也不想把文革罪孽的责任推给知识分子。恰恰相反，我主张中国的司法机关应该追究那些整人者的刑事责任。但即使真的能够如此，问题能够解决吗?问题的根源不仍旧存在吗?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深刻地反思自己，他们就是在继续培养那些具有背亲潜能的学生。换句话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仍旧在自掘坟墓。他们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这从目前日益猖獗的学术腐败现象中可以看得出来。

　　实际上，与文革同时，美国的大学校园内也是学潮汹涌，但学生的矛头都是指向政府和学校行政当局的，没听说教授受到学生的冲击。此外，在美国学潮中，很少发生暴力行为。中国的大学领导者和大学教授们，是否能够从这个现象中反思出点什么?

　　回到北大这个话题。我一再强调，研究过去，是为了今天和将来。把北大以前的历史翻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羞辱北大，贬低北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北大自己。我的目的主要是探讨这样两个问题：这一切为什么会在北大发生?这一切是否还会在北大发生?

　　就大学本身而言，北京大学在文革中充当政治斗争的打手和工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的必然性来自五十年代初期的更改校庆日期，来自北大意欲聘请中共中央领导担任北大教师，来自马寅初主动掀起“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北大的领导人以为依靠政治力量能够使北大的地位显赫，他们并且在最初尝到了些许甜头，从此乐此不疲。但最终，玩火者被焚了。

　　令人吃惊的是，北大根本就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一丝一毫的教训。他好像仍旧以自己能够介入政治斗争为荣，以受到高官显要的青睐而沾沾自喜。这从八十年代的“小平你好”，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及在21世纪聘请中宣部的部长们为北大教授就能够看得出来。政治，权力，地位，这些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东西，已经完全融化到了北大的血液之中。没有政治和权力，北大好像一天也活不下去。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这就是，如果条件具备，反右也好，文革也好，还会在北大原封不动地重新上演，也许会更精彩。

　　参考文献

　　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王友琴：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王友琴：留美归国博士董铁宝之死。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王友琴：程贤策之死。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1999年第3期。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4月。

　　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7月。

　　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

　　闵维方先生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据北大的官方网站介绍，闵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1983年国家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4年、1985年先后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和组织社会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与决策)。1987—1988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并兼任该校校长助理。1988年回国受聘至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闵维方网页)。按说，闵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的一批人，加之毕业于美国名校，并且专攻教育**，由他来担任北大领导可谓名至实归。不过，近来耳闻目睹一些他的言论，使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我的怀疑起因于闵书记今年七月上旬在中央电视台上为北大的人事改革搞宣传。电视节目我没有看到，但整个节目的文本却见诸报端。(佚名：闵维方在央视《对话》谈北大人事改革)。这篇文字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闵维方：有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他就说，他说我的大学的正教，你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林毅夫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少教员?

　　林毅夫：二十位左右。

　　闵维方：大概出了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十几个教师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感觉，我们最大的差距是我们的学科水平，学术水平学术声望，而这些都取决于教师队伍。

　　听了这段对话，不了解美国大学的人一定会以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二十几位教授中，有十几位得到过诺贝尔奖。实际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目前有34名教授，他们之中只有4人得过诺贝尔奖，其中还包括一名退休教授。(http://economics.uchicago.edu/faculty.html)。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评选，至今全世界只有51人获得过这项荣誉，而得奖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总共只有9人，哪来的十几个?(见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index.html)。其实，即使按照常识来推理，也不会得出“二十几个教师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结论的。当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系汇集了天下英才，有一段时间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在那里共事，那就已经是名闻遐迩的佳话了，一个系同时有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得需要什么样的想象力才能编造得出来呢?而一个在美国呆了四、五年、得过三个高等教育学位的人，却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如是说。闵书记和林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唱的这个双簧戏，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在有意误导中国人民。我当时认为是后者。另外，闵书记提到的那个著名大学校长说“我的大学的正教，你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根本就不象一个著名大学校长说的话，倒活象一个文盲暴发户的口气。闵书记，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校长姓甚名谁?

　　闵书记在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演到底是无知还是欺骗呢?这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疑问。前些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篇闵博士的论文，使我对闵书记的根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它登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网站里，没有注明在哪本刊物上发表过，但写得非常正规，有中英文摘要，还列出了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因此可以算做是学术论文了。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以“吓死人了：看看北大党委书记、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的蹩脚英文!”为题在网络流传。(http://lundian.com/forum/view.shtml?p=PS200308292342254580&l=chinese)。这么吸引眼球的标题，当然是要看一看的了。仔细一看，哇，真是吓死人。这篇仅有79个单词的论文英文摘要哪里象是出于美国名校博士之手，简直就是初中生的汉译英习作。简言之，闵博士似乎还没有掌握英文的单复数概念，还不会使用冠词和介词，尚搞不清主语和谓语，词汇量极为有限，更不要提正确熟练地使用复句了。总之，我看了半天，就是看不懂它在说什么。对照它的中文摘要，我才隐隐约约寻到了一点线索。试想一下，假如读者是那些不懂中文的老美，他们怎么会看懂这样的英文呢?那么，闵博士在四年间从斯坦福大学得到的三个学位，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英文本身的问题，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闵书记在英文摘要中把大学“理念”这个非常普通的教育学概念翻译成了conception，而不是老早就约定俗成的idea，这说明他缺少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知识。实际上，“大学理念”一词是直接译自英国哲学家John Henry Newman在1854年发表的名著“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这本书在西方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如日中天，可闵书记却好象对它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中文名词，而不知道它的英文原意，所以把idea改篡成了conception。这与北大经济学家汪丁丁把amino acid翻译成阿米诺酸，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把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简直就是异曲同工，暴露出的，一个是教育学家不懂教育，一个是生物技术经济学家不懂生物，一个是人类学家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

　　也许闵书记回国日久，工作繁忙，荒废了英文?那就看看他的中文吧。这篇论文实际是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造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国家增强给北大拨款的力度。闵书记的这篇论文所暴露的对美国的无知比英文摘要还要严重。他在论文中再三强调美国有数千所大学，好象不知道它们之中一大半是二年制的社区学院，根本就算不上是大学。实际上，美国能够授予硕士以上学位的学校实际不到九百所。闵书记甚至不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英文名称是U.S. News & World Report，于是把它写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News & World Report)”。真是咄咄怪事。

　　是不是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才出现了上面的失误呢?好象也不是。闵书记这篇论文讨论了四个问题，但第一个论点就不符合逻辑。根据他的推理，由于大学的学术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所以要想提高国力，就要建设一流大学。这好像是在说，一个人的肺活量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所以要提高健康水平，一个人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肺活量。吹气球能够提高肺活量，但有谁靠吹气球来锻炼身体呢?逻辑不通到这个程度，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逻辑不通，也许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但如果歪曲事实，那就是学术道德的问题了。在这篇论文中，闵书记一再列举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个观点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打造的。比如，他说：“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闵书记文中的“美国”当然是指美国政府。可事实是，根据美国宪法，教育的权限归各州政府，联邦政府不得插手。《莫里尔法案》的正式名称是《赠地法案》(Land Grant Act)，是美国联邦政府按照每个州的人口数量(议员人数)向州政府赠送土地，接受土地的州份必须把出售土地的钱款用于含有实用科目的高等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工科目，A&M)。各州政府有拒绝接受赠地的权力。1862年的《赠地法案》总共赠出1740多万英亩的土地，而在当时，土地价格极低，每英亩只有几十美分，再加上**不善和奸商投机，所以这些土地的出售并没有换来多少钱。实际上，《赠地法案》对普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大，但对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它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有相反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在1862年《赠地法案》之前，美国政府，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对高等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投入，所以说《赠地法案》“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是一句含糊的话，他掩盖的是作者的无知，结果却欲盖弥彰。

　　事实是，美国老牌一流大学的成名，依靠的主要是私人资金，只有极少数大学的成名靠的是联邦政府。这极少数大学就包括MIT和斯坦福大学。MIT被称为“热战大学”，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家，靠的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军事科研的校友万?布什，他通过不是那么光采的手段为母校揽下大笔研究合同。与之相对应，斯坦福大学被称为“冷战大学”，因为它在五、六十年代借助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政策、重视军工研究而发迹(硅谷对斯坦福大学成名的作用根本就没有传说的那么大)。也就是因为如此，再加上其它原因，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很有一些人看不起这两所学校。九十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因为涉嫌通过所谓的“间接费用”骗取联邦拨款，曾被国会调查，在美国公众面前丢了大脸，最后交了上百万美元罚款，校长也下了台，才不了了之。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当时就公开表示了对斯坦福大学的不屑。

　　所以，闵书记想要通过“美国一流大学是政府投资建造的”这个论点来要求中国政府也投资北大建造一流，这如果不是由于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不懂装懂，就是在故意欺骗政府。

　　闵书记提到的美国另一项联邦法案是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闵书记写道：《国防教育法》“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事实是，《国防教育法》要扶持的是美国整个教育系统，包括中小学和大学，主要方式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来诱导学生学习科学及相关科目。这项法案明确禁止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以这个法案为借口来控制和干预教育事务。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立法当推1944年通过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俗称GI Bill)，它为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或技术学院(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提供学费补贴。在实施的七年间，联邦政府向大学注入了7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四、五百个亿。与之相比，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在头四年拨出的助学贷款还不到三亿美元，每所学校每年能够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得超过25万美元。所以，《国防教育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闵书记把它拿出来当论据，表现出的还是缺乏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全面系统的了解。

　　闵书记在他的这篇论文中不仅歪曲史实，而且胆大到捏造史实来为自己服务。他写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的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确实，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十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但上述三所大学的首任校长不仅不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德国的博士学位。其中，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William Rainey Harper 19岁时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David Starr Jordan是康乃尔大学的硕士，从印第安那医学院得到的MD，这两个人在受聘担任大学校长职位之前，都没有到过德国，哪来的留学德国?即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Daniel Coit Gilman也只是曾在欧洲“游学”了两年，足迹遍及欧洲，在德国只呆了一个冬天，连留学都算不上，还谈什么德国的博士?闵书记信口雌黄到这个程度，真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另外，闵书记煞有介事地地提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并且列出了英文，好象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固定的、习惯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很可能不是那么正规。因为按照常识，如果提出了“第一个大40年”，那肯定应该还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大40年”。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持续发展的“大40年”时光。实际上，从1958年到1967的十年，由於美国联邦政府科研投入的急剧上升，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因此被誉为“Golden Decade? (金色的十年)。“金色的十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中公认的提法，可闵书记对它却充耳不闻，反到抛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第一个大40年”。这反映的还是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了解的零星破碎，一鳞半爪。

　　其实，闵书记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无知，即使是对他任职的北大，他也所知不多。他说“蔡元培上任之初……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他还说“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这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当年蔡元培想要聘请的图书馆主任人选是章士钊，并请他担任文科教授，只是在章士钊坚辞不就之后，蔡元培才聘请了章士钊极力推荐、但名气不大的李大钊。蔡元培在北大掌权总共还不到六年，他在1916年底任北大校长，上任伊始就聘了陈独秀，半年后聘了胡适，到了1917年底才聘任李大钊，怎么能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北大在1920年才把教授的头衔给了李大钊，更说明他不是蔡元培心中的理想人选。实际上，蔡元培聘李大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情难却，只不过李大钊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成名，北大也就将错就错，把他算成蔡元培选聘的英才之一。至於说“杜威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更是无稽之谈。杜威当年受他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邀请，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在中国总共呆了26个月。这期间，杜威走遍中国宣讲自己的实验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的本意是要靠杜威来树立自己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对杜威的实验哲学不感兴趣，哪能聘他当北大的教授呢?闵书记言之凿凿，莫非看到了北大的隐典秘籍?何不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分享?北大倒确实在1920年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但那和聘任教授根本就是两码事。

　　闵书记的文章比较长，我没有必要给他逐条批改。仅根据以上几条，我就有足够的理由质疑他的博士学位。我说“质疑”，并不是说闵书记也象北大名教授胡适先生在八十六年前那样，靠冒充的博士学位捞到了教授头衔，而只是对闵博士的学识和治学态度感到莫名惊诧。我相信闵书记确实是闵博士。我所不解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院在美国数一数二，它培养的博士写出来的论文怎么连我这个“业余教育专家”都能够随便挑出这么多毛病?虽然闵书记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职业教育，但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却一定要通过一些必修的学位课程。更何况，闵书记经常在中国公众面前以美国教育专家的面目出现。如果闵书记有真的知识，干嘛要靠歪曲和捏造事实来作文章呢?

　　据北大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介绍，闵书记仅用“4年读下包括博士在内的3个学位，成为斯坦福用最短时间获得3个学位的第一人”(王宏甲：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这句话的可信程度不是很高，因为没有哪个学校会无聊到统计这类数据，况且说这句话的人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童立：闵维方：从矿工到党委书记)。能够想象天津市长在中国代表中央政府说话吗?再者说，对于学位，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所获得的最高学位，一个人如果有了博士学位，那他的硕士学位，哪怕有一百个，都根本算不上什么。这就象一个将军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少尉、中校军衔也扛在肩膀上一样。闵书记对自己的那两个硕士学位念念不忘，如数家珍，更让人大惑不解。

　　另外，据闵书记自己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经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从斯坦福到伯克利，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可以说是举脚之劳。但从斯坦福到哈佛、MIT、哥伦比亚等大学，却要跨越整个北美大陆。能够在学生期间经常往返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中国留学生，即使是现在也不多见，更何况在八十年代：那时一个人每月生活费还不够买一张两地间往返的飞机票。我纳闷的是，他的英文这么糟，知识这么贫乏，思维这么混乱，怎么还能够悠闲地、富裕地在四年间完成从一个中国普通大学的学士到世界名校博士的飞跃?

　　参考文献

　　佚名：闵维方在央视《对话》谈北大人事改革。《大连半岛晨报》2003年7月12日。王宏甲：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5月23日第七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闵维方网页。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童立：闵维方：从矿工到党委书记。北大新闻网2002年11月5日。

　　附录：闵维方论文中英文摘要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闵维方

　　摘要：在当今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大学是影响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一流大学除了必须有世界一流教学科研成果和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等硬指标，还必须特别强调宽松活跃的学术环境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在教育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体制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的展经验，形成广阔的世界眼光，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才有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读者推荐)(9/1/2003 2:16)

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
　　——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

　　网载，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但哈佛大学校长拒绝接待他们，理由是，哈佛大学对于来自SARS疫区的学者和学生都有隔离十天的规定，为一视同仁起见，“决定不予接待”(《中国时报》2003-5-13)。这个消息，成了当天互联网上的热门新闻。

　　北京大学在中国有着崇高的地位，地位之高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中的相应位置。北大的校长不远万里率团到了哈佛大学的门口，却被拒之门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都是十分丢面子的事情。更何况，北大一向以“中国的哈佛”自居，结果到了波士顿，才发现，人家是天罡星李逵，自己却被当成了扫帚星李鬼。

　　也许是为了挽回一点儿面子，北大“三角地━校长信箱”的版主出面澄清说：“许校长是应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邀请，率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代表团访美，并非代表北京大学访问哈佛大学”;“哈佛方面事先就主动联系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在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对中方的尊重。” (《我所了解的关于许校长近期访美的情况》“三角地━校长信箱”2003-05-14 )。

　　细看这篇解释，我感到北大可能是躲过了哈佛大学校长摑来的耳光，但这一巴掌却落到了中国院士的脸上。怎么呢?原来，许院士的代表团与哈佛大学是有预约的，只是在他们到达华盛顿之后，才被哈佛大学单方面取消了会面。另外，哈佛大学出面与许院士交涉的竟然不是校长萨莫斯，而是他手下的一个院长。这也叫“对中方的尊重”?

　　萨莫斯属于政客型学者，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对于一般的礼数不会不懂。如果他拒绝会面的理由真的是因为SARS，他大可抽出点儿时间，亲自给北大的校长、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中国的院士许智宏先生打个电话，礼貌地解释一下，道一声歉;或者在校园外面与许院士简短地见一个面;他甚至可以通过闭路电视来与许院士进行交谈。可是，萨校长却什么也没有做。完全用“哈佛的傲慢”似乎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也许有其它的原因吧?

　　据“校长信箱”版主的介绍，许院士率领的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出访美国的目的是“为加强院士队伍的建设，制定科学家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的规范和制度”。道德乃立身之本，因此把上面的官文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中国的院士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做人。

　　这不是中国院士第一次为此出征。200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就曾率团出访欧洲，考察他们是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的。张院士还专门撰文总结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科学道德建设应借鉴国外经验》。他的另一个心得就是要求中国的舆论界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

　　中国的院士对“道德建设”突然间的热心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学术腐败在中国众所周知，学术腐败的主角多数是院士，反学术腐败的声浪日益高涨，学术腐败关系到了中国院士制度的生死存亡。因此，张存浩院士精心导演了两出大戏。第一出就是大张旗鼓地向国人宣布，中国的院士“自律”了，中国的院士道德了，证据就是有两个院士被开除了。慢慢地，人们发现，那两个被开除的院士和这个“自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老百姓被中国的院士实实在在地耍了一把。张院士的第二个杰作就是要为学术腐败正名，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把它叫做“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这出戏刚一上演，就遭到全国上下的一阵痛骂，结果灰头土脸地收了场。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真想提高道德水平，中国科学院于是再次派出了这么个由许院士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

　　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这表现在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和道德水平极为低下，学术界人士文化修养严重不足，学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旷世罕见。这些情况，在欧美学术界几乎根本就不存在，更不要说在院士群体中了。所以，中国的院士三番五次到西方世界“取经”，向人家学习，只能是使人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些中国人到底要干什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自己家发生了乱伦惨剧，这个家长就不厌其烦地问邻居们是如何处理同类事情的，这实际上就是在假定别人也与你家同样肮脏，是对人家的污辱。

　　其实，西方人即使真的有一套防腐“真经”，那也一定是一些成文的条例和章程，网络下载，电子邮件，传真快邮，简直就是举手之劳，干吗花个几十万人民币，兴师动众地走南闯北?你们的出访，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家的正常工作，成了人家的负担。看一看、想一想中国科学院是否接待过来自其它国家的同类代表团，就能够知道这样的出访是多么无聊，多么荒谬，多么让人讨厌。

　　不久前，一个湖南省高教代表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生车祸。人们发现，这个代表团的七名成员都是什么副校长，其中只有一人懂英语。中国有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有上千所高校，校长、副校长，再加上科学院士、工程院士，总也有个万八千的。每年类似的考察团不知道要派出去多少个，还有所谓的“高级访问学者”，在国外一住就是一年。考察什么呢?跟人家交流什么呢?在信息化的今天，有必要非得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摸、亲脚踩、和人家面对面地交流吗?你们自己不嫌累，就不怕人家烦吗?老实说，人家最搞不懂的，是你们到底花钱去干什么?你们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你们从哪儿搞来的那么多的金钱?

　　再者说，道德是分为不同层次的。有基本道德，这是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应该遵守的;有职业道德，适用范围限制在特殊的领域。科学道德，属于职业道德。中国院士的问题是基本道德层次上的。不搞抄袭剽窃，不搞弄虚作假，不搞巧取豪夺，不搞坑蒙拐骗，不搞违法乱纪，不搞吹牛拍马，这些，不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吗?这些，不也就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院士的最高要求吗?这些，还需要中国的院士亲自到欧洲、到美国才能学到吗?难道在和美国院士会谈时，你们是问人家怎么不做弊、怎么不骗人?

　　春秋时，越国丑女东施见邻居西施因心口疼痛而颦眉十分美丽，也学着颦眉。结果，“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庄子━天运》)。萨莫斯不愧是哈佛的校长，他知道自己的份量。他的闭门不出，拒绝会见北大校长，和东施的邻里富人“坚闭门而不出”何其相似!

　　战国时，燕国少年到赵国邯郸学走路，“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秋水》)。中国的院士连基本的道德水准都没有达到，却轰轰烈烈地到外国去学科学道德，结果让人家给造了个满脸惭愧，这次真的是从美国“匍匐而归”了。

　　中国的院士们，当你们下次大把大把地扔纳税人的血汗银子时，请不要把中国人的脸也扔掉。

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
　　——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一流大学建设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宣布了清华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从1994年到2002年，过去的九年为第一阶段，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的目标已顺利实现;从2003年到2011年为第二个九年，任务是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从2012年到2020年为第三个九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北京晚报》2003年4月7日)。

　　搞教育或懂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如同一株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除了合适的生长环境和充沛的阳光雨露之外，还必须假以时日，依靠它内在生长势能的充分发挥。大学的成名过程也是一样，它靠的是文化底蕴的日积月累，优秀人才的众望所归，奋发向上的学术空气，杰出校友的层出不穷，以及学校本身的办学特色。除此之外，大学的成名，还要有合适的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以及符合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世界上又没有什么“一流大学协会”之类的组织和团体，联合国也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认证机构，清华大学自己就决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论胆量，王大中校长确实是够大的，但如果论学识，王校长就难免贻笑大方了。

　　清华大学有在九年之内“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十八年内“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吗?依我之见，答案是非常爽快的两个字：没有。不仅没有，它甚至连有没有入流的资格都是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王大中校长要建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流大学，象美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洪堡大学那样。他要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将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中国教育报》 2003年4月11日)。这哪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清华大学，它可能在文革时代就已经“达标”了，干吗还要张牙舞爪地再奋斗十八年呢?王校长应该是个学者，可从他与《中国教育报》记者的谈话中，我可以嗅出浓厚的政客气息。政客不能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这是高等教育中的铁律。因此，王大中校长是清华大学根本就不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看一看清华大学的实力。王校长得意地宣布，在第一个九年计划阶段，“我们学校在总体上基本上实现了综合性的学科布局。”所谓布局，如同在棋盘上摆棋子，看的不是它面面俱到，而是每个棋子的份量。在过去的九年中，清华大学的一着险棋就是花百万年薪聘请了一批海外教授。其中之一是工业工程系聘请的系主任、美国普度大学教授萨文迪。萨教授的水平无需别人多说，但他到清华大学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改变他的同僚“美国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的愚昧无知，代之以“美国有美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国做了，我们就不一定做;我们要做他们没想到的，还没做的”这么浅显的道理。[见《新浪观察》：“百万年薪”与物超所值(2002年12月16日)]。这就象是一个暴发户花天价请帕瓦罗蒂教自己识五线谱一样，你不嫌丢脸，人家嫌不嫌烦?不识五线谱的人只要有条好嗓子，也可能成为世界一流歌唱家;但是连思路都没有的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惶论一流科学家了。

　　如果说工业工程系的教授们愚昧得可怜的话，在清华大学“学科布局”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新闻学院院长李希光教授则狂妄得可恶。这个宣称“中国人称清华是中国的哈佛，而美国人自称哈佛是美国的清华”的院长、博导、教授，说起话来就象是一个卖大力丸的江湖术士，哪里有一丝学者的味道：“记者一支笔可以拯救千百万人，你文章写好了，能使六千万下岗工人，使八亿农民的日子过的好起来，能使千百万无辜的平民避免野蛮战争的血腥轰炸和屠杀。”“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将努力与国际上的一流的新闻学院，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等竞争。这种竞争是争夺学生资源。清华大学很多优秀的学生毕业就到美国的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学校去学习，我们不仅要把这批生源留下来，而且要把美国的生源吸引过来，因为教育产业是非常大的产业。”(以上均见《新浪》“总编在线”2003年1月2日)。

　　李院长倒是一语泄露了天机：“教育产业是非常大的产业”。一个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的大学，还想要成为世界一流?真是痴人说梦。

　　如果说新布局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清华的老布局应该好些吧?清华水利系在全国是坐头把交椅的，谁都知道这个系里有一个中国学术泰斗、双料院士张光斗。可是，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系还有一个黄万里教授?黄教授被剥夺了几十年的授课权利，只是在临去世前三年才以87岁的高龄被准许给学生讲课。黄教授犯了什么天条，应该得到清华大学的如此对待?答案竟然是学术之争。五十年代，黄教授极力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上马，结果触怒龙颜，被打成右派。而张光斗则高唱“圣人出而黄河清”的赞歌，平步青云，出任三门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最后，黄河大坝完全报废，但错误的张光斗不但不负任何责任，反而继续在金光大道上高歌猛进，成为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最高学术顾问。与之相反，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即使在“摘帽”之后仍然不许他讲课。“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见“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世纪论坛》)。

　　再看看被清华大学奉为学术泰斗的张光斗(见“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世纪论坛》)：

　　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 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　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 。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 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一个是不顾自己的良心、把祸国殃民和欺骗社会舆论不当成一回事的学棍，一个是有知识、有正义感、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学者。这两个人在清华大学的不同命运，还不说明清华大学离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多么远吗?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之前，清华大学不许黄教授授课还情有可原的话，在整个八十年代和绝大部份的九十年代仍旧将他排斥在课堂之外就有点儿天理难容了。仅仅因为学术之争就把一个学者的一生毁掉，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所大学干得出来。

　　王大中校长之所以敢信誓旦旦地要在不到二十年内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因为他自认手中有一张王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11工程和985计划，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国家集中给他投钱，靠金钱编织攀爬世界一流的云梯。清华大学已经富得流油了。不是有清华的教授对他的老板学生夸口说，“把我的工资拿出来，会吓你们一跳”吗?清华的实验室设备也让老美同行们羡慕得咂舌。清华的大楼更是盖得富丽堂皇。清华的公司在股市上赚得人仰马翻。你们还要钱干什么呢?王校长是否知道，再给你们十八个亿，中国又会多出多少失学儿童?

　　光想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大学永远也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个理由。

　　在《北大的学生，清华的教授，诺贝尔奖得主》一文中，我的结语是：“中国大学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常识、良知、思路和人格。”这话，还得再说一遍。

　　参考资料：

　　佚名，"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XYS20030414)